將改制成本直接從國有淨資產中扣除，堅決收取國有股轉讓、國企整體出售所得的現金收入，用這些現金收入統籌支付好企業本身的改制成本和其他困難企業的改制重組成本。

國有經濟在東北三省的經濟總量中都佔有很高的比重。2002年底，遼安省國有工業企業總產值佔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62％，比全國平均水平大約高20個百分點，而龍江和祥林的國有工業企業總產值佔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比重更高，大約在80％左右。這麼高比重的國有經濟，顯然成為東北振興中的一個“問題”。

蕭宸站在全域性的高度，首先給幾位東三省的掌舵人分析了這個問題的具體情況，在蕭宸看來主要有四點：

1、國企缺乏自主的結構調整機制。許多人都認為東北振興的關鍵是所謂的“結構調整”，一般人把這個結構調整理解成產業結構調整，從而認為應該把企業的技術改造作為東北振興的重點。但在過去二十多年裡，東北的結構調整非常被動、非常遲緩卻是不爭的事實。在1980年代以前，工業尤其是重工業一直是東北的驕傲。按理說，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十多年一直是華夏的快速工業化時期，特別是目前華夏已經進入了重化工業化階段，東北的經濟增長應該能夠獲得工業化的強大推動力。可是，二十多年來許多原來工業基礎甚為薄弱的地區遠遠超過了東北的工業發展、經濟增長，即使在目前的重化工業化的趨勢中，東北也並沒有顯示出明顯的優勢。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由於國企幾乎在各個產業都佔有主體地位，而國企缺乏自主的結構調整機制。因此，過去東北的結構調整往往是政fǔ主導的行為，國企常常把技術改造專案看成是政fǔ給的“免費午餐”，所以結構調整容易演變成“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迴圈，不但總是跟不上市場的步伐，還留下了一大堆債務。

2、國企對民企的發展具有“擠出效應”。東北三省都意識到了大力發展民營企業的重要xìng。但是，東北民企的發展狀況不但遠遠比不上東南沿海地區，甚至也遜於一些內陸地區。我們認為，國企對民企發展的“擠出效應”是東北民企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由於大部分行業都被國企主導，國企往往比民企更容易獲得各種各樣的發展機會，政fǔ一般也認為，作為“已進入者”的國企在技術、人才、經驗、裝置等各方面都比“初出茅廬”的民企強，都更願意把機會給國企。

3、國企容易導致資源配置的扭曲、政企關係的變形、投資環境的惡化。國企的存在，特別是東北有大量老國企存在，很容易由於人員多、包袱重、歷史貢獻大等原因而不斷要求政fǔ“輸血”，政fǔ不得不透過行政力量來實現對國企的“傾斜政策”，從而導致資源配置的扭曲。長此以往，政fǔ逐漸變成了“為國企服務的政fǔ”、“善於管理國企的政fǔ”，而對非國有企業輕則不懂得如何服務、如何管理，重則“損”民企而“奉”國企，導致投資環境的惡化。

4、國企遺留了許多歷史包袱。東北大量的老國企冗員多、退休人員多、債務重，成為一個重大的歷史包袱。這個歷史包袱的存在，給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穩定帶來了巨大壓力，也構成了區域xìng的金融隱患。遼安省國企的不良貸款就達到約1900億元，其中由政fǔ發紅標頭檔案“點貸”的就有740億元，另外還欠地方政fǔ約700億元，欠職工個人約130億元，這些遺留問題不解決，無論是政fǔ還是企業，都沒有jīng力去考慮發展的事情。

這一分析，是蕭宸理論聯絡實際，透過檔案調查和親自“微服sī訪”之後得出的最終結論，自然引得幾位巨頭連連點頭稱是。

蕭宸於是趁熱打鐵，說道：“既然國企已經成為東北振興中的‘問題’，我們就不能迴避。我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