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嘴裡：“嗯，不錯。”又切了一小塊給我：“李君，你嚐嚐。”那是我第一次吃叫做“刺身”的生魚片，覺得味道怪怪的，實在不理解日本人為什麼這麼喜歡生吃魚肉，但為了感謝他的好意，我還是做出很好吃的樣子。佐藤哈哈笑了，似乎覺得很光榮。從那以後，他時不時切點魚給我吃。漸漸的，我還喜歡上了這東西，慢慢能品味出生魚肉入口後不一樣的感覺，以及不同魚之間的區別。不過，我來自以口味鹹辣著稱的湖南，對普遍清淡的日本菜開始時還是不大適應。店裡晚上會提供一頓晚飯，我就帶了瓶自己的辣醬去。佐藤對這個很感興趣，嚐了一點點，卻受不了馬上去喝水：“太辣！太辣！”

佐藤還是一個狂熱的棒球迷，店裡的電視幾乎每晚都有棒球比賽的直播，他也常常興致勃勃地給我這個沒有半點興趣的人大談巨人隊如何受到日本人的喜愛；有一位叫長島的教練如何受人愛戴，而他自己卻是另一個叫大榮的球隊的球迷等等。

但是，這樣的工作，我還是不能滿足。只要有一點空餘時間，我都希望能再找一點零活。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掙錢。

在東京的下落合，有個民間組織叫“學生援助會”，那裡大量提供招收打工學生的資訊。我經常抽空去檢索一番，有時也能有所收穫。我幹得最多的就是代人搬家的工作了——　一天可以掙到八千至一萬日元。週六和週日的白天，我基本都在忙於奔走。在人手不夠的時候，我也會找來範勇和陳海波，三個人在一起可以說話解悶。也正因為這份工作，我得以粗略地跑遍了日本關東地區的大大小小的眾多城市。

第二章　與人妖共舞（1）

開學前的這個月，我起早貪黑，不是在別人的體毛和用過的避孕套之間拼命勞作，就是在廚房裡和鍋碗瓢盆油鹽醬醋打交道，要麼則全身臭汗地把一件件傢俱從此地搬到彼地。我在東京銀行辦了個戶頭，把自己的全部積蓄都存了進去，到月底發了工資，賬目上的金錢數額也沒有什麼驚人的增長。我拿著賬單，盤算著妻子即將到來的日子，心裡一片焦急；像這樣幹下去，自己累得要死，收入卻平平，那種我想要的黑色呢子大衣只能在夢裡去穿了，就是我們以後的日常生活都是一個巨大的問題。

這天傍晚，我和同期來日的一位朋友約好了見面。這還是我們分手後的第一次碰頭。大家都忙著上學打工，時間實在是太緊張了。我在高田馬場車站接到他，一起進了家中國飯館。

“這狗日的，物價太貴了。看看，一份回鍋肉加碗米飯居然要七百五十日元，在國內都可以買十份了。”

朋友邊說邊自我解嘲般哈哈大笑。我們一人叫了份最便宜的拉麵，吃完飯，兩個人在高田馬場的大街上閒逛著。路邊有很多供人聊天的咖啡館，麥當勞、肯德基之類的快餐店也燈火通明，裡面坐著很多日本中學生，踮著腳，昂著頭，享受著資本主義的陽光雨露，而我們只能在春寒料峭的街道上漫步，一點也捨不得花錢進這樣的店小坐。

作為地主，我向他介紹了附近的一個好去處：一個可以用偽造電話卡打國際長途的公用電話。在1988年，日本街頭的公用電話都可以用卡打國際長途，於是在日的外國人興起了偽造電話卡的行業。據說起初是伊朗人提供了主要貨源，但因為中國人越來越多，這個行業逐漸被中國人佔據了。一張面值和真卡相當的假卡，售價不過是真卡的幾分之一，後來發展到十幾分之一，通話時間卻相等，立即成為外國人最流行的東西。雖然一旦被日本警察抓住，就會被遣送回國，可是公用電話遍佈大街小巷，日本政府也不能每一處都派人看守，因此在一些地理位置較好的地方，等著持假卡打國際長途的外國人排起了長隊。後來，這種假卡每年給日本造成數以億計日元的損失，終於導致了公用電話只能在投入硬幣的情況下才可撥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