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重大，應動用帑項者，即行奏聞。

如廣東廣州府、肇慶府的圍基，安徽的陂塘，等等，更不用說各項河工、水利了。

其後，更多更大的專案和工程接踵而至，如方觀承治直隸永定、滹沱、白溝等河，奇材、雞距等泉；裘曰修所治黃、淮、淝、濟、伊、洛、沁、泗等，共九十三河，疏排浚瀹，貫穿原委，俱有成效；胡寶瑔分疏河南水利，開河六十七道，計二千五百里，等等。

不管十八世紀直隸水利工程最終結果如何，它都構成了有關方面在“前現代”的最大一次努力。就其雄心之高、計劃之大來說，恐怕只有二十世紀才能與之媲美。

這一時期，國家興辦的大工程專案還有，開礦、修築海塘工程、治河治水、修建各地城垣、興建官家園林（如圓明園、承德避暑山莊），以及開通金沙江通川水道，等等。

與此相關的，還有許多“現代化”措施被提上日程：

乾隆元年四月，諭：各省郡縣州邑，皆有養濟院，以收養貧民。

五月庚戌，諭：聞吳下風俗，篤信師巫。病不求醫，惟勤禱賽。地方官亦當曲加訓誨，告以淫祀無福，嚴禁師巫，勿令蠱惑。

乾隆三年十二月，諭令各省遵照徵收錢糧之天平法馬，制定畫一之戥。

乾隆初年，完善已有的糧價呈報制度。

乾隆九年四月，蘇城舊有義學，皆系借設寺院，又無一定經費。現據紳士捐銀四千餘兩，建設七處。

按照國家視角的觀點，這一類的努力還包括繪製地圖等，也是可以把它置入新的民族國家建設（借用西方史的語言）的層面。＇4＇

政府角色問題：

我初提“政府角色”和“政府作用”，還是二十年前，坊間尚很少類似的文字。在中國，不可“忘了”政府（國家），它始終是“第一位”的因素，這是我一直堅持的觀點。在十八世紀與當代之間反覆觀照的結果，使我發現，它們之間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比如，政府作用的“加強”與“收斂”，幾乎成為歷史的一條“主線”。它不但發生在當代：先是（透過革命）政府的強化達到一個“頂點”，然後（透過改革）開始“回落”，從新尋求它的“角色”和“位置”（到目前還沒有“定位”）。類似的事情，在乾隆朝即發生過（如在糧政問題上，它的一“進”一“退”，都富有意義，乾隆皇帝也多少意識到了這點，說：“舉身家衣食之切務，皆委之在官”，官米有限，“焉得人人而濟之”？“大概市井之事，當聽民間自為流通；一經官辦，本求有益於民，而奉行未協，轉多扞格”；“若概欲官為經理，勢必有所難行”）！可以說，中國當代改革就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認清政府的應有作用和擺正政府的角色地位，——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

再者，如果說今日中國經濟的崛起，所依賴的既不是“經典資本主義”，也不是“典型社會主義”，她就可能仍然走在乾隆以來的道路之上，三百年一以貫之，其主導精神中之一，即是政府發揮特殊的主導式的作用。

因此，政府不容“缺位”（哪怕它開始放權），政府作用這一條“主線”，僅此一條，即可幫助我們說明很多很多問題。

五、實學和經世之學從實際出發的政治及行政考慮（孔門所謂“政事”）面對人口壓力以經濟發展解決問題從墾政到農政的變化講求“六政”技術官僚群體及其專門之學從“內政”和“國計民生”出發 十八世紀經世學派：

所謂“十八世紀經世學派”，是我的一個“發明”，也遭到很多同仁反對。

在清代思想史研究中，一向最受重視的就是“考據學”了，其他幾無地位可言。為此，相對於孔門的“德行之科”（義理之學）、“言語之科”（辭章之學）、“文學之科”（考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