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每天都在問同一句話：“我的手在哪裡？我的腿呢？”

每天必須讓她睡的床搖起來，半躺著，怕她的肺出問題。

英的大小便不能自理，每天要墊很厚的尿布。英的呼吸越來越困難，她不得不做了氣管切開。英躺著，像一個沒有知覺的偶人。

只一週的時間。英死了。除了哭，我和南不知道還能做什麼。

那個政治處主任在太平間大哭，拼命用頭撞水泥床。血從帽子裡滲出來。被人家拉開了。

英的媽媽來了。一個高高瘦瘦的人。英的衣服是她給穿的。英的爸爸，非常筆挺的一個人。現在想來就是黃埔系出來的。他看到我和南，嘴一直抖。我們哭。他說：“她聽不見的。”

我第一次看到了英的腳。她的腳趾頭上全是厚厚的繭子。趾甲裂開著，很難看。

南端來一盆熱水。我們給英洗腳。英的腳冰一樣。我和南拿著手術刀，一刀一刀地削著英腳上的繭子。

“這些繭子她不需要了。”南說。

我們給英穿上了那雙舞鞋，髒的，腳尖有點磨破了。

有的時候，我們會莫名其妙地喜歡一個人，討厭一個人，你說不上是什麼原因。理智告訴我們，這個人不值。可是你就是扛不住自己的那種情緒。於是就有了死黨、狐朋狗友、哥們兒、姐們兒等等稱呼。

接下來，你就會死心踏地為朋友盡心盡力，去做一些你自己也不明白的事情。於是，在我的生活裡，這樣的人就名正言順地闖了進來。特別是那個相對封閉的時代，打個長途電話都要費老大的勁。身邊有一個能說上話的朋友，那就叫“知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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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母親的代價（1）

認識老任很偶然。

剛開放那陣子，去看中央交響樂團的演奏。老任穿著黑色長裙高跟皮鞋走進音樂廳，簡直就是仙女下凡。

天很冷了，我捂著冬裝，也就是軍棉衣。朋友把我介紹給她。她朝我伸出手輕輕一點，很優雅的握了一下，手冰涼。

“手冰涼，是嗎？”她坐下，看節目單，全神貫注。我差不多要崇拜她了。

後來我才知道，她也是樂團的，省歌舞團的一個小提琴手。我還知道，省歌在排練《貝九》，她被選上了。她從小學提琴，考上省歌是在七十年代。那個時候就拉《沙家濱》。

老任的丈夫是省歌的一個男中音，也是省歌排練《貝九》的演員，在最後唱歡樂頌的時候，他是四位領唱人之一。

後來老任就常到我們醫院裡來轉轉。

我才發現，平日裡老任很是隨便，簡直就是有一點不修邊幅的樣子。藝術家也許就是這樣，要麼衣冠楚楚，要麼像個要飯的。老任介乎淑女與乞丐之間。

老任對香菸有一種痴迷。她抽菸從來只抽三分之一，而且是把煙插在菸斗裡，就是丘吉爾抽的那種。於是看起來就有一點猖狂的樣子。她說：“這樣抽別人看著怪，可我自己就追求這種怪，這樣手也不會抽黃。”

老任的丈夫叫老任“任老師”，因為他從音樂學院分配到省歌的時候，老任已經在這裡“混了好長時間了”（老任自己說的）。老任有一頭很黑的頭髮。她把它系在後腦勺上，走起路來，是真正的馬尾巴的感覺。但是這些尾巴常常糾纏在一起，被橡皮筋胡亂捆在老任的脖子後頭。只有上臺的時候，老任一身演出服，長髮披散開來，風度翩翩。

老任對我說：“我認識你是蓄謀已久。”

她一直想懷孕，總是火候不到。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我讓他們兩口子都來檢查一下，這不是非常簡單的事情嗎？

檢查的結果是老任的丈夫精子量太少。老任非常沮喪。

“我的偉大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