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東這個地區所發生的所有的事情，是決不能用一些詞語簡單地加以描述。

1994年期間，在拉賓領導下，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與巴勒斯坦人民的關係開始解凍，殺戮終於暫時地中止，和平彷彿就要降臨到這塊苦難深重的土地上。就在這時，陳建平從耶路撒冷回到上海，然後轉道北京。和他同行的是以色列前國防軍少校尼維先生，他們是帶著和《國土報》老闆德籍猶太人“阿毛斯”的合作使命來到這裡的，一個新的故事又在中國大地上開始了。

陳建平當然意識到這隻新故事與他當年帶著《點燃朝霞的人們》而激動前行是截然不同的，但他對此作的辯解是如同我們在這篇文字開首時就寫到的：和平的年代中，槍桿子是沒有任何用處的。

當然，他同樣沒有想到的是中東地區的和平創始者，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拉賓會倒在對和平有著截然不同理解的殺手槍彈下；他同樣沒有想到的是在“東方猶太人”組建的“櫻花部隊”的定點清除行動中，巴勒斯坦運動的理論大師會喪生在阿帕奇武裝直升飛機的導彈攻擊中；他更沒有想到竟然有著這麼多巴勒斯坦“肉彈”在特拉維夫、在海法、在耶路撒冷等等地方製造著同歸於盡的死亡。

他能夠做的只是在香港的皇后大道為了珠寶生意而努力奮鬥，他能夠夢想的只是當他真正有了大錢之後，可以辦一個出版社，辦一份雜誌。他說：語言的決定權不應該由《紐約時報》壟斷，而應該屬於各國人民。假如我擁有媒體，我不追求意識形態的矛盾和鬥爭，我追求的是國際化的交流。我還追求公正，各民族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