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法是，派作戰參謀有末次中佐到長春，直接傳達東京的旨意。

中島、稻田都不知道，這份關東軍的回電並不是磯谷所擬，甚至於植田和磯谷都不知道回電的事，它是由辻政信起草，違反規定讓電訊班發出的。

在這份電報批准表上，課長、參謀長、軍司令官一欄內，蓋的全是辻政信一個人的印章，代理簽字也是他一個人。課長也就罷了，關東軍內卻並沒有軍司令官和參謀長也可以找人代理的規定。

辻政信的狂妄胡為自不待言，但植田、磯谷的遷就責任也無法迴避，由此可以看出日軍高層在指揮，也就是所謂“統帥權”方面實在是非常混亂。二次大戰結束後，一位日軍大佐曾指出，僅僅憑關東軍給中島的那份回電，植田、磯谷就可以被予以罷免，甚至如果是在蘇軍和德軍，一個對軍部“抗命不遵”，這二位都可能因此人頭落地。

至於辻政信，敢私自草擬並簽發電報，就地免職的處分應該是最輕的處罰，同時軍隊還不得再行任用。

“辻政信私發電報”一案在搞亂日軍“統帥系統”方面，稱得上是日本陸軍中空前絕後的事例，不過這也是九一八事變以來，日軍過於急功近利，實行層層欺瞞的一個必然結果。

得知稻田要派人來長春，辻政信就知道麻煩來了，不能不向上彙報。

那份給參謀本部的回電，雖然用的是辻政信的腔調，然而其中反映的卻正是植田和磯谷的意思，兩位關東軍大佬都想把轟炸進行到底。聽完辻政信的彙報，大家趕緊一起商量應對之法。

巧的是，有末本應於6月25日到達位於長春的關東軍司令部，但由於天氣原因，不得不推遲。

6月30日是飛行集團預定的遠端轟炸時間，植田急忙指示飛行集團，要求加快準備，並將出擊時間提前到27日。

1939年6月26日，有末一行飛抵大連。在磯谷的親自安排下，有末得到了殷勤接待，他急著要去長春，但被接待人員拉著，又是逛街，又是參觀，一天就這麼揮霍過去了。

利用這一天工夫，嵯峨徹二進行了最後的準備。飛行集團對蒙古境內的各大軍用機場進行了反覆偵察，把目標鎖定在了塔木斯克空軍基地，塔木斯克在哈拉哈河以西約130公里，基地停靠著許多大中小型飛機。

1939年6月27日清晨4點，由超過一百架日機組成的飛機大編隊起飛昇空，隨後在空中編成四個機群，向蒙古境內飛去。其間各機群始終保持三千米飛行高度，以免被蘇軍發覺。

6點左右，第一梯隊的轟炸機群到達塔木斯克上空。第2飛行集團採用的轟炸機型是“九七重爆”，也就是九七式重型轟炸機，這是日本三菱公司為關東軍“北進作戰”，轟炸遠東地區專門研製的機種，如今正好派上用場。

此時正是蘇軍機場的早操時間，警戒非常鬆懈。隨著炸彈紛紛落下，機場很快被烈火與濃煙所包圍，一些飛機被當場炸燬。

蘇軍猛醒過來。機場周圍的高射炮拼命射擊，值班的“海鷗”戰鬥機向轟炸機群連發火箭彈，6架轟炸機凌空爆炸，數架起火受傷。在世界空戰史上，這是航空火箭彈的首次運用。火箭彈本為戰鬥機格鬥時所用，但在實戰中要射中對方並不容易，倒是轟炸機的密集一處為它提供了機會。

由於高射炮和“海鷗”的逼迫，日軍轟炸機群被迫採用高空水平投彈方式，命中率大大降低，至少有一半炸彈都投到了空地上。

事後日軍統計的戰果為，擊毀擊傷蘇聯飛機124架，實際上塔木斯克基地的所有飛機加起來，也沒這麼多，數字顯然被擴大了。不過就空襲行動而言，飛行集團的這次行動還是非常成功的，前線的蘇軍飛機因此受到較大損失。

傍晚，有末參謀乘坐火車到達長春。在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