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傳統，又不能簡單地照抄、照搬西方的那套東西，那麼我們應該怎麼做，就有一個探索的問題。如果基層在這方面作一些嘗試，實際上就起到了一個探路的作用。只要持之以恆，有序推進，就能不斷豐富，不斷完善，不斷積累。既積累經驗，也積累教訓，至少也能提供實戰的經驗。雖然一個鎮兩個鎮，一個縣兩個縣，在全國來說不算什麼，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算搞錯了，那麼推倒重來，也不會影響大局，動搖國本。我想，新都的意義，也可以這樣理解。

我同意他的觀點。事實上，經濟體制改革先從農村開始，從生產隊開始，經濟特區不選北京，不選上海，選深圳，就有這麼一層意思──萬一搞錯了不會影響全域性，不會引起大的動盪，成功了則可以在全國推廣。從這種意義上看，我覺得成都有一點像當年的深圳，新都有一點像當年的蛇口。它是開了一個口子，一個讓我們看到希望看到前途的視窗。

其實，改革的路徑不是隻有一條，改革的方案也不是隻有一種。除了基層民主建設這種自下而上的方式，成都也有自上而下的做法。這就是“規範化服務型政府”。這也是“成都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正是它，開創了公共管理的嶄新局面，再造了人民政府的勃勃生機，使我們在成都大地上欣喜地看到了“東方風來滿眼春”。

那麼，所謂“規範化服務型政府”，又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我決定去請教姜曉萍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