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學校比做挖池塘。他說，我國辦學校以來，老在制度上方法上變來變去，好像把池塘，有人說方的好，有人說圓的好，不斷地改來改去，而池塘要成為池塘必須有水，這個關鍵問題反而沒有人注意。他認為辦好學校的關鍵是必須有感情，必須有愛；而當時的學校所短缺的正是感情和愛，因此都成了沒有水的池塘，任憑是方的還是圓的，總免不了空虛之感。夏先生給這部小說的評價很高，說作者寫出了理想的教育境界。就是把學校、家庭、社會都建立在感情的基礎上，建立在愛的基礎上。小說原名《心》，夏先生覺得這個書名不醒豁，不能表明內容，先想改成《感情教育》，最後決定用《愛的教育》。

《愛的教育》一出版就受到教育界的重視和歡迎，可以說超過了任何一種《教育學》或《教育概論》。有夏先生的推崇當然是個原因，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當時有許多教師要求衝破封建主義的束縛，而這部小說給他們塑造了一個可以讓他們仿效的模型——當然，實際上體現的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理想。許多中學小學把《愛的教育》定為學生必讀的課外書，許多教師認真地按照小說中寫的來教育他們的學生。就在我上學的那所小學裡，這樣做的教師就不少；有一位王志成先生還作了詳細的記錄，後來寫了一本《愛的教育實施記》，一九三零年由開明書店出版。等到我當教師，已經是抗日戰爭後期了。可是在內地的中學和小學裡，體罰還很盛行。打手心用竹鞭，老師一竹鞭下去，孩子們的手掌上就腫起一條槓來。每逢開學，家長把孩子領到我跟前，指著孩子叮囑我說：“他要是不學好，給我著實往死裡打。”我精神上痛苦極了，於是想起夏先生的挖池塘的比喻：我得往池塘裡灌水——實施愛的教育啊！這股子傻勁現在想起來有點兒可笑，可是當時真抱著扭轉局面的希望和雄心。

等到一解放，《愛的教育》就不再印了。這是怎麼回事呢？是不是受到了哪方面的壓力或指斥呢？完全不是，停印這部小說是開明書店編輯部自己作出的決定。我當時在開明書店編輯少兒讀物，我是這樣想的：如今解放了，咱們中國要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一切都必須改變，為了美好的前途，教育更必須改變，資本主義的東西都得立即拋棄——什麼愛的教育！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立現在說起來我真是幼稚得可笑，很有點兒像“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小將”。不過我想，懷著這樣想法的人在當時不是個別的；《愛的教育》如果照常重印，在一個時期內可能會一本也賣不出去。可是靜下心來從另一方面想一想：學校辦不好是不是就因為缺少了感情，缺少了愛？是不是以感情和愛為基礎，就一定能把學校辦好？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夏先生的比喻並不確切。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不講感情，不講愛，學校就一定辦不好。我所以敢這樣肯定，因為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經被迫作了大規模的試驗，得到的結果是令人十分痛心的。

經過這許多年的政治學習，我相信感情是有階級性的。我覺得，封建社會里要求尊敬老師，資本主義社會里要求尊敬老師，咱們社會主義社會里也要求尊敬老師，但是出發點各不相同。咱們想到老師是替咱們整個社會培養有理想有能力的後一輩的，所以咱們應該比以往的任何時代更尊敬老師；決不能因為過去的社會都要求尊敬老師，咱們就得“對著幹”，非把老師整得斯文掃地不可，而“四人幫”卻正是這樣子的。我只說尊敬老師這一個例子。為了明辨是非，為了醫治創傷，把《愛的教育》重新介紹給孩子們，介紹給父母們和老師們，在目前很有好處。我想，父母和老師最好能給孩子們一些指點：說清楚小說中哪些部分是好的，咱們應該學；哪些部分還不足，咱們應該有更高的要求；哪些部分不大對，咱們應該怎樣正確認識。《愛的教育》是一部好小說，但是咱們不能還像夏先生在六十年前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