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會有一種相反的看法。中國人有完全的工商業自由、有遷徙自由、娛樂自由、信教自由，而且各種限制和保護並非由議會以立法的形式來實施，政府也完全不介入（《轉變中的中國》，參見《十九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

另一位哲美森先生則在《中國的地權及農村的生產條件》中引述一位約翰森先生的話說：我得知，耕種者擁有土地的約為五分之二；地主收取作物的三分之一做地租（按：這與我的研究結果非常接近，而與一般說法大相徑庭）。

以上只是讀史偶得，隨手拈來，說說而已。中國古代肯定沒有電視機、沒有電腦、沒有手機、洗衣機（將來存下這一部分並非沒有可能）。中國古代一樣不認真統計耕地、人口（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從未丈量過全國耕地），對糧食總產量更沒興趣。中國古代也一樣有殺戮、有饑荒……傳統時代也可能有好皇帝，比如清代康熙……

所以我的“口號”，一是“再建道統”，因為這個國家已無傳統聖賢“道”之“統緒”，第二個，就是“迴歸傳統”——大約這點現在十個中國人裡頭就有九個不能同意的。

高某已經年屆花甲，終於有了這一點體悟，並在中國知識界大膽把它說出來，各位可否費一點神，略作思索？

不知你崇信哪一位老外

本篇大意是說，最早把中國傳統政治定義為“專制政治”的，是出自一些老外，其影響不言可喻；同時老外中也不乏有識之士，持相反的看法，比如老一輩的“中國通”何天爵先生。他在其名著《真正的中國佬》（1895年）中，就曾批評一些西方人說：

西方人總是對中國的事物產生誤解，這已成為一條規律。對於研究當代政治制度的西方學者來說，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那套古老政治制度是一個令人絕望的、難以解開的謎團。因為按照他們的觀點，政府應當或多或少或完全由公民投票選舉產生。選出的政府要實行分權制，並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權力制衡機制。同時，還要實行政務公開，使之不斷接受人民的監督。基於此，在西方學者看來，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一個彼此糾纏不清、互相滲透、互相沖突的權力集合體。他搞不明白，這樣一種體制如何能夠存在下去。最後，他用那一為大家所熟悉的老生常談“專制政治”，來劃分中國的政治制度，給它貼好這一標籤之後，他就撒手再也不管了。

這也許就是稱謂中國“專制政治”之源；出於老外之口，使用的自然也就是西方語言，我們說過，那個“專制”概念其實跟中國史實是不搭配的。何天爵根據他在中國幾十年的觀察，認為這根本就是一個誤解。

何天爵先生又說，在中國古書裡，我們能夠找到中國關於政權的理論，即“一切權力來自上天”。這調換了的兩個字（按：即上天與人民），卻都是至關重要的兩個字。

中國存在的歷史比地球上其他任何政治制度都要長久得多：它不僅成功地統治了一個數量極其龐大的人口，它可能佔整個地球人口的三分之一，還給它的臣民保證了適度合理的自由、安定和幸福繁榮。可以確定無疑的是，這一體制下的權力構成形式一定存在某種有價值的東西。

就中國政府體制的實際運作來看，把它稱為“專制政治”並不準確，也不公正，它會使人誤入歧途。這種體制實際是簡單純粹的家長制統治。所以可以確切地說，孝道是土生土長的唯一的中國人的宗教。

表面看來皇帝的權力似乎是絕對地無邊無際，但事實上不是那麼一回事。皇帝就像每個家庭中專斷的大家長，行使自己的職權，不多不少，恰如其分。宗法制觀念是理解中國整個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的一塊敲門磚，是這一體制中最基本的理論依據。在中國，老百姓的不滿往往不是由於官府專制和干涉過多，而是由於官府對他們漠不關心，過問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