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並沒有從中國思想史上完全消失”。(20)透過對《切問齋文鈔》的研究,“不僅為乾嘉時期經世思潮的活躍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而且連線起了從晚明到晚清的經世文編長鏈”。(21)
《皇朝經世文編》除了受到陸耀的很大影響以外,還有一個思想學術淵源,即是與魏源等同屬一個學派的今文經學“鼻祖”莊存與。
莊存與,乾隆十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十七年入直南書房,在上書房行走;二十年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乾隆五十一年,以原品休致。與陸耀比較,在皇上身邊時間更長、官位更高,更加“切近密勿”。他所開創的今文經學,雖當世不顯,卻對後世特別是龔自珍、魏源等人產生有莫大的影響。
另外,據說章學誠(實齋)史學之長處之一,在指導人轉移目光治現代史,留心當代政制(乃六經皆史論之應有涵義)。此一意見,又落入此下經學家手裡,遂有今文學派之興起。龔定庵思想顯然承襲自章實齋,(22)這是其思想的又一淵源。
因此,相對於孔門的“德行之科”(義理之學)、“言語之科”(辭章之學)、“文學之科”(考據、漢學),曾國藩特增“經濟之學”(“政事之科”),為儒學四要項,“缺一不可”;並把陳宏謀奉為講“經濟之學”的楷模,“立意崇尚之”。張之洞亦稱“理學家”外,尚有“經濟家”一名目。“其奏議公牘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問齋文鈔》及《經世文編》中”;“不惟讀其書,並當師其人耳”。
不過,即使把《皇朝經世文編》中有關十八世紀的部分抽取出來,我們仍對它有許多不能滿意之處。今日要想彌補這一缺陷,恐怕只能重寫清朝《經世文編》不可。為此也許應該補充進很多內容,特別是對經世派“頭目”的皇帝本人的許多思想,更是不能不予收錄。
例如,在《戶政》中“農政”一節,可以收入雍正二年(1724年)和乾隆七年(1742年)之諭(像許多志書曾援引過一樣);在“墾政”一節,加入乾隆初年的有關爭論;在全書第一部分的《治體》中,增入皇上那些有關的政治理論,如強調皇帝職責、不許聚眾、禁朋黨、戒幹譽……
就像清代經濟政策,那些具有跨時代超越價值的東西一樣(如墾政、農政、糧政等),乾隆朝的政治思想(它也散見於各處),恐怕也需要後人來總結了。
乾隆初年,首先興起的是“經世之學”,其思想內容體現在“墾政”、“農政”、“糧政”、“荒政”,“賦稅”、“礦政”、“河工”和“漕政”等方面(那些奏疏大多都在數十年後被收入《皇朝經世文編》一書中),與清代經濟政策的“活躍期”及有關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有著密切的關聯(沒有他們,乾隆初政那些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是不可想象的),雖然當日還沒有“經世學派”這一名稱。它在中國儒學史上的最大貢獻,就是像《切問齋文鈔》和《皇朝經世文編》所表明的那樣,把學問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治世”,一部分“修身”,並把這兩部分有機地結合起來(這兩部分又需隨時代而變化),這就回到了先秦(孔子)儒學,成為“儒學”(不是“經學”、“理學”,或“考據學”)“通經致用”的一個至高的表現形式。
清代十八世紀的這批“經世學者”與“考據學者”有所不同,不但表現在學術取向上,可以說,他們在身份上,做派上,處處都不一樣。他們可能主要是一些官員,有職有權,直接面對國家或地方上的那些行政問題,併為此承擔責任,考慮對策。他們是“體制內官僚”,與清初“遺老”構成的“政治反對派”,及清末之“改革派”,都不一樣(也不排除有鄉紳和其他知識階層參與其中)。他們可能也從事學術活動,但那不一定是其主要事業。與“漢學家”相對,他們很多都屬於“理學家”。同時,還不能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