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並沒有從中國思想史上完全消失”。（20）透過對《切問齋文鈔》的研究，“不僅為乾嘉時期經世思潮的活躍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而且連線起了從晚明到晚清的經世文編長鏈”。（21）

《皇朝經世文編》除了受到陸耀的很大影響以外，還有一個思想學術淵源，即是與魏源等同屬一個學派的今文經學“鼻祖”莊存與。

莊存與，乾隆十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十七年入直南書房，在上書房行走；二十年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乾隆五十一年，以原品休致。與陸耀比較，在皇上身邊時間更長、官位更高，更加“切近密勿”。他所開創的今文經學，雖當世不顯，卻對後世特別是龔自珍、魏源等人產生有莫大的影響。

另外，據說章學誠（實齋）史學之長處之一，在指導人轉移目光治現代史，留心當代政制（乃六經皆史論之應有涵義）。此一意見，又落入此下經學家手裡，遂有今文學派之興起。龔定庵思想顯然承襲自章實齋，（22）這是其思想的又一淵源。

因此，相對於孔門的“德行之科”（義理之學）、“言語之科”（辭章之學）、“文學之科”（考據、漢學），曾國藩特增“經濟之學”（“政事之科”），為儒學四要項，“缺一不可”；並把陳宏謀奉為講“經濟之學”的楷模，“立意崇尚之”。張之洞亦稱“理學家”外，尚有“經濟家”一名目。“其奏議公牘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問齋文鈔》及《經世文編》中”；“不惟讀其書，並當師其人耳”。

不過，即使把《皇朝經世文編》中有關十八世紀的部分抽取出來，我們仍對它有許多不能滿意之處。今日要想彌補這一缺陷，恐怕只能重寫清朝《經世文編》不可。為此也許應該補充進很多內容，特別是對經世派“頭目”的皇帝本人的許多思想，更是不能不予收錄。

例如，在《戶政》中“農政”一節，可以收入雍正二年（1724年）和乾隆七年（1742年）之諭（像許多志書曾援引過一樣）；在“墾政”一節，加入乾隆初年的有關爭論；在全書第一部分的《治體》中，增入皇上那些有關的政治理論，如強調皇帝職責、不許聚眾、禁朋黨、戒幹譽……

就像清代經濟政策，那些具有跨時代超越價值的東西一樣（如墾政、農政、糧政等），乾隆朝的政治思想（它也散見於各處），恐怕也需要後人來總結了。

乾隆初年，首先興起的是“經世之學”，其思想內容體現在“墾政”、“農政”、“糧政”、“荒政”，“賦稅”、“礦政”、“河工”和“漕政”等方面（那些奏疏大多都在數十年後被收入《皇朝經世文編》一書中），與清代經濟政策的“活躍期”及有關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有著密切的關聯（沒有他們，乾隆初政那些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是不可想象的），雖然當日還沒有“經世學派”這一名稱。它在中國儒學史上的最大貢獻，就是像《切問齋文鈔》和《皇朝經世文編》所表明的那樣，把學問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治世”，一部分“修身”，並把這兩部分有機地結合起來（這兩部分又需隨時代而變化），這就回到了先秦（孔子）儒學，成為“儒學”（不是“經學”、“理學”，或“考據學”）“通經致用”的一個至高的表現形式。

清代十八世紀的這批“經世學者”與“考據學者”有所不同，不但表現在學術取向上，可以說，他們在身份上，做派上，處處都不一樣。他們可能主要是一些官員，有職有權，直接面對國家或地方上的那些行政問題，併為此承擔責任，考慮對策。他們是“體制內官僚”，與清初“遺老”構成的“政治反對派”，及清末之“改革派”，都不一樣（也不排除有鄉紳和其他知識階層參與其中）。他們可能也從事學術活動，但那不一定是其主要事業。與“漢學家”相對，他們很多都屬於“理學家”。同時，還不能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