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等聖賢經典作為根本經，徐樂就是在走別人的路，前途不大。

這也是為什麼自春秋戰國之後，半聖少出的原因。

後人學的依舊是《論語》，《孟子》，沒有突破前人的束縛。

你照葫蘆畫瓢，怎能成為半聖呢？

學我者生，似我者死，你一直走我的路，還想超越我，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皇權與天命聯絡在一起，這才突破前人的束縛，成為半聖。

董仲舒證明了只有劍走偏鋒，才能突破前賢束縛，走出自己的道。

在徐樂那一世，後世只有朱熹可以比肩前賢，陽明公則緊隨其後。

朱熹在後世被罵慘了，陽明公則被捧上神壇。

朱熹被扒出各種黑歷史，又是和兒媳不清不楚，又是禁錮人類的天性，甭管這些是真是假，都一定程度上形象了朱熹的聲譽。

但其實，在徐樂看來，一個人的作品是要和人品分割開來的。

蘇軾，元稹，金庸，列夫托爾斯泰，愛因斯坦等等，你真要細究的話，能探索出所謂一大堆黑歷史。

朱熹的那套，“存天理，滅人慾”的理論，實際上是好理論，他滅的只是超出人需求的貪慾，色慾，節制慾望也沒有什麼錯。

錯在統治者，將他的這些好理論，用錯了地方。

陽明公的理論本來很小眾，結果因為《明朝那些事》的傳播，陽明公一下子登上神壇，在加上後世成功學的繁衍，彷彿學了陽明心學，就能發財，無所不能一般，一下子將陽明心學推上了一個高峰。

“理學還是心學？”

徐樂陷入糾結之中。

二者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到最後殊途同歸。

存天理，滅人慾，節制自己慾望，讓自己接近聖賢。

致良知，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無善無惡的狀態，回到無善無惡的狀態了，才能有正確的良知，才能正確的格物。

二者都是讓自己接近“無善無惡”的聖人境界。

選擇理學的話，好處很大，朱熹在古代可是近乎媲美孟子的聖賢。

選擇心學的話，徐樂對心學還是有很多好感的。

他最喜歡的是那句“知行合一”，後世有很多對這句話的解讀，有的講的高深莫測，讓人聽不懂。

徐樂理解的只是字面意思，用俗語來說就是光說不練假把式，別光嘰嘰歪歪，不幹實事，先腳踏實地把事情幹了再說，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