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經濟高度繁榮，卻是虛假的繁榮，裡邊水分太大。連年的財政赤字，冗兵、冗吏這些沉重的負擔已是宋廷不能承受的，為了彌補財政虧空，政府開始動起了歪腦筋。

為解決財政赤字，從哲宗紹聖元年開始，宋廷開始濫印濫發紙幣。飲鳩止渴的短視行為直接導致的後果是，到了趙佶大觀元年，短短十多年的時間，社會上流通的紙幣竟達到了神宗朝時期的四十二倍。而後趙桓又接班以此弄錢，趙構為了籌集軍資也曾這麼幹過，由此引發了“交子”的大幅貶值和嚴重的通貨膨脹。

而令宋人想破腦袋也不會想清楚的是，他們濫印紙幣會使幣值大貶，通貨膨脹，反而將責任推給了王安石變法，似乎這種結局與變法有直接的關係存在似的。周行己卻對此有些研究，並曾指導過府中四堂的櫃坊發行銀券，積累了經驗，因此趙檉對他寄予厚望，讓他重整大宋的金融系統。

陳遘就任後舉薦張愨為兩淮轉運使，稱其善理財，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那裡是大宋的稅賦重地，財政收入近半來源於此。但此人是元帥府的人，曾經為康王籌集糧餉，勸其即位，按說是限制使用的人，讓他打理大宋的‘金庫’實在是讓人不放心，趙檉調查後發現此人確實有才，便下旨同意了。

接下來趙檉又任命楊時為禮部尚書，馬擴為禮部侍郎；刑部尚書給了守太原有功的張孝純，工部尚書由拒不擔任偽楚皇帝的司馬光之孫司馬樸，以嘉獎其忠義。陳過廷為御史中丞，陳東為侍御史，重建六案、六察，監督朝廷各行政機構和地方官員。

楊時向官家推薦同門師兄弟胡安國為國子監祭酒，他也是程頤門人，進士出身，太學博士，所學涉獵甚廣，對經濟、理學和政治都深有研究，在政治和學術領域有較大的影響。以其《時政論》、《治國論》、《春秋傳》奠定了將心性之學與經世致用相結合的“湘派”風，一方面為理學的發揚光大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也為統治階級提供了一套有用的治國寶典。

湖湘學派雖然也是理拿中的一派，卻自創立之初就反對“腐儒”學風；主張“通曉時務”，“留心經濟”。胡安國提倡實際生產勞作，提倡學者不妨鋤鋤地種種菜；認為君子之學，最重要的就是一“實”’宇，除經史之外，還必須致力於兵、農等經世實學，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對這類知識就多有涉及。

由此，在知行關係上，湖湘學派闡述“知行互發”，特別注重“行”的作用，強調“踐履”，即實踐，認為　“知之”。這種務實的態度當然很對趙檉的胃口，他需要的正是有思想能幹事的人，立刻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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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是趙檉起家的本錢，也是他的禁地，所以要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中。他本打算讓宗澤出任兵部尚書，但是以其當朝宰執的身份去出任一部首官有降職使用之嫌，更會留下卸磨殺驢的口舌，所以便沒動他，待有合適的位置再說，不過按照歷史上的發展他這會兒已經被趙構給氣死了…

樞密院下設四房作為辦事機構，併入的三衙相當於後世的各軍種司令部，由都虞侯趙廉主管。趙檉任命趙恥為步軍司都統制，炮兵這次沒有獨立，而是劃入步軍司，由副都統制趙孝兼管；馬軍司都統制由趙禮擔任；水軍司都統制當仁不讓的有程僖綬接任；軍情司仍以蔣飛為首；輜重司當然還是趙智的地盤。這次趙檉為了提升武人的地位，他將各職務由過去的五品提到了三品，免得都成了文官們的跟班。

皇城司作為皇帝身邊最後一道防線，責任重大，兵馬不屬兵部和樞密院調遣，分為兵馬司和機宜司兩班，掌宮城出入、周廬宿衛、宮門啟閉以及刺探情報等職責。如今正好將過去一直由趙檉親領的近衛師和情報司劃了進去，仍然由趙忠和李峻兩人分別統領。

這樣下來，過去跟隨王爺建立王府軍的‘十大將’，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