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報，需要查收一下！”馬君武回答道。

這位被喚作“任公”的，就是時代鉅子梁啟超，在多學科多領域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啟蒙思想家、資產階級宣傳家、教育家、史學家和文學家。

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創辦了《清議報》。然而在1901年12月《清議報》發行第一百號的次日，報館被慈禧老奶奶派人燒了精光，《清議報》被迫停刊。可是梁啟超毫不氣餒，在一個多月後的1902年2月8日，又於橫濱創辦了《新民叢報》，每月一日、十五日發行。為此，梁啟超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大量查閱資料，購買西方哲學、社會科學著作，學習新知識；另一方面還要把獲得的知識轉化為文字，他每日奮筆疾書，經常是一天寫五千多字。——這麼說來，和如今的小說寫手非常類似。報紙出版後，市場反應非常良好，立即引起了搶購熱潮，發行萬餘份還不能滿足需求，社會上更是盜印成風。

每日的勞累，在給梁啟超帶來成功的愉悅外，也給他增添了新的苦楚，那就是他的理想和思想：

我們現在說到梁啟超，除了說他是戊戌變法的領袖外，就該說他是國學大師了，而且他的學術成就也得到了後世的肯定。然而在20世紀的前二十年中，他一直非常熱衷於政治，積極參與各種活動，辦報、演講、籌款、組黨，一度出任北洋政府的司法總長和財務總長。而此時他正好虛歲三十，“風雲入世多，日月擲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而立之年卻漂泊海外，以辦報為業，無疑背離他遠大的政治理想。這是讓他非常苦痛的。

在辦報寫文章的過程中，梁啟超大量閱讀西方著作，思想逐漸發生改變，與老師康有為的尊孔保皇開始出現分歧。梁啟超是典型的“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遙想當年，17歲就中舉的梁啟超到萬木草堂拜會康有為，認為老康確實有兩把刷子，便拜那時還不過是個秀才的康有為做老師。現在依然秉性不改，接連寫了《釋革》、《新民說·論進步》等文章，鼓吹革命破壞；又寫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論》，公開反對恩師的保教主張。這讓康有為大為惱火，除了寫《復美洲華僑論中國之可行君主立憲不可行革命書》、《與同學諸子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兩封很長的信，專門討論革命自立問題，駁斥弟子大逆不道的言論而外，甚至以“斷絕”、“決裂”來威脅梁啟超，來信有“大病危在旦夕”之類的言語，讓尊師重道的梁啟超惶恐不安。

“哦。”梁啟超沒有著急簽收電報，而是拿起桌上的文稿，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圈改了幾個字，遞給馬君武，“這是為本期報紙寫的文章，你看一看，沒問題的話，就拿去趕緊排吧！”；

馬君武接過稿紙，名字卻是《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便一目十行地讀了下去，讀到最後，不覺大聲朗誦：

歌白尼地圓之學說出，而新世界始開；倍根、笛卡兒格物窮理之哲學出，而數千年來學界之奴性靡有孑遺，全歐思想之自由驟以發達。日本之福澤諭吉，當明治維新以前，以獨力創一學校，名曰慶應義塾，創一報館，名曰《時事新報》；著書數十種，專以輸入泰西文明思想為主義。日本人之知有西學，自福澤始也；其維新改革之事業，亦顧問於福澤者十而六七也。苟無此人，則世界或不得進步，即進步，亦未必如是其驟也。我堂堂中華，有數萬萬之同胞，英俊輩出。當此國危民困之時，豈無一二人如此輩乎？

今吾聞諸泰西人，曰我中華有一學者名孫元起，特精通於格物致知之學，首言構成物質之粒子結構形狀，又言光具波紋、微粒之二相，皆破泰西人成說，而為實驗所證實。故彼輩鹹稽首拜服，以為其乃繼創重學制奈頓後之第一人也！繇是可知，我中華故不乏具大智慧、大魄力之學者，惟少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