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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孫元起所言，袁世凱和孫中山一樣，都是強烈的民族主義者。也都強烈渴望中華早日實現富強。雖然袁世凱在政治上走錯了方向，但不能因此否認他為國為民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也不能因此詆譭他作為一箇中國人的愛國情懷。在傳統教科書中，袁世凱通常會因為簽訂《二十一條》而被斥為賣國賊。其實，在日本咄咄逼人的形勢下，袁世凱竭力維護國家利益已經盡到最大的努力，胡適就認為《二十一條》的談判是弱國外交的勝利。

相比之下。同樣是“賣國”，孫中山不僅敢賣，還敢賤賣。敢於把豬肉賣出白菜價！對他來說，反正革命不成功，那些東西跟自己沒有一毛錢的關係。至於成功了？成功之後再說成功的話吧。比如他在1915年2月滿鐵株式會社兩個重要人物犬冢信太郎、山田純三郎訂立的所謂《中日盟約》，賣國程度與《二十一條》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無論袁世凱、孫中山他們曾經做過什麼。但他們在振興國家這一點上是趨同的。只是由於知識背景、仕途履歷、國際視野等方面的差異，其中再夾雜著個人利益、派系利益與國家利益的衝突，這才導致最後他們兵戎相見不死不休的局面。

在個人利益、派系利益與國家利益衝突的時候，真正能把國家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的，那都是百年難得一見的聖人，而且這種不食人間煙火的聖人在波譎雲詭的政壇通常很難手掌重權。而把個人利益、派系利益完全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的人，往往也難成大器。正常情況下，政客或者官僚都是在個人利益、派系利益與國家利益衝突之間尋找平衡點。關鍵在於哪一邊佔多數。即便說出“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慈禧太后。在挪用經費修建頤和園的時候也未嘗完全忽略過國家利益。

比較袁世凱、孫中山兩人的生平行徑就會發現，袁世凱是傳統的中國士人，出生於官宦家庭，曾鎮守屬國朝鮮，生於斯長於斯，而且青年以後一直身居統治高層，相對來說，他更富有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思想，在利益衝突的時候往往更注重國家利益，也更小心謹慎。

而孫中山受兩廣風氣影響，青少年時期就景仰洪楊造反事業，後來在海外浪跡數十年，經常受到來自國內（清政府、北洋政府）的威脅，加上窮困潦倒、漂泊無定、受人冷遇，內心裡追求成功的渴望有時候甚至會壓倒一切；而且他大多數時間處於社會底層，對於包括領土、礦產等在內的國家利益沒有多少直觀感受，所以在利益衝突的時候非常豪爽、非常大方，甚至是肆無忌憚。

從當今政治體制和教育體制下穿越過去的青年，在充分了解二十世紀初國內外政治形勢的情況下，十有**都會傾向於袁世凱，而不是“偉大先行者”孫中山。

孫元起便是如此。

幾個人又說了會兒閒話，國務院秘書許寶蘅進來稟告道：“總理大人、三位總長，大總統和陸、趙、熊、段、劉諸位總長已經快到門口了，您看是不是要出去迎接一下？”

眾人連忙站起身，唐紹儀有些驚異地問道：“什麼，大總統過來了？”按照道理，國務院是內閣總理的地盤，尤其是責任內閣，大總統應該不能隨便插足。就好比現在國務院召開會議，誰見過國家主席出席參會？儘管在此之前唐紹儀曾客套地邀請過袁世凱，但沒想到他居然會應允。

唐紹儀轉念一想：今天下午不僅要召開首次國務會議，在此之前還要宣佈國務院成立，大總統出席成立儀式也無可厚非。不待許寶蘅回話，便又自問自答道：“唐某前數日曾邀請大總統出席儀式，本來不抱多大希望，沒想到大總統竟然能夠俯允，足見大總統對內閣的信任與厚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