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倒有些疑惑：“百熙、百里何出此言？在我看來，日本教育水平雖然不能與歐美列強相提並論，但教育體系完善、教育投資激增、教師待遇優渥。經過近三四十年的發展，有效提升了大和民族的整體素質，推動了日本經濟的飛速發展。至於日本的陸軍。則是聘請德**官加以訓練，在日俄戰爭中一舉擊敗兇蠻殘暴的沙俄軍隊，使得日本一躍成為亞洲強國。這些都頗足我們中國取法，為何你們反而說是最不可救藥呢？”

“誠然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的教育堪稱是全面成功的，很多經驗都值得中國取法，這是毫無疑問的。但關鍵問題不在於中國應不應該取法日本，而在於咱們應該如何正確取法日本的經驗！”孫元起解釋道：“在甲午中日戰爭之後。日本教育的改革成功已經成為國人共識，也成為我國教育界效法的物件，各省都派出代表團到日本觀摩學習。進而在回國後依樣畫葫蘆。

“其實我們在取法日本之前，首先必須要客觀準確地評價它的成敗得失。大體而言，日本教育改革成功的基石在於鉅額資金投入、普及初等教育、適應社會需求、多渠道開發人才四個方面。可中國在學習這幾個方面的成績如何呢？清末國家多災多難，需要不斷向列強支付鉅額賠款。導致教育經費嚴重短缺。使得整個教育事業的發展都受到制約，包括辦學規模不能與日本同日而語，初等教育嚴重落後，教學質量也相差甚遠，聘請的外國教員不是日本二三流學校畢業生，就是歐美混不下去只好來中國淘金的下腳料！

“至於適應社會需求、多渠道開發人才，更是無從談起。因為中國曆來就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點。很多讀書人根本不屑於就讀師範學校和技術學校，認為那些都是旁門左道。殊不知在日本。師範教育、技術教育與普通中學鼎足而三，尤其是滿足國家發展對於技術工人需求的技術教育，更是重中之重。曾有日本教育學者自豪地說：‘在我國不是先有工廠，後辦工業學校；而是先辦起工業學校，培養出畢業生，才計劃辦工廠。’也就是說，學校教育根據國家發展佈局，甚至跑到了社會需求的前面！”

梁啟超點點頭：“士農工商的位次在國民心目中根深蒂固，是當前社會發展的桎梏，必須儘快加以批判！想來百熙在執掌教育部之後，大力普及義務教育、推動職業教育，正是有懲於此？”

孫元起道：“正是！經過二十年的積澱薰陶，這些弊端已經積重難返，不可救藥，想要矯正又談何容易？但更嚴重的危害還在於教育指導思想上的偏差。日本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時候便有人提出‘東洋道德，西洋藝術’、‘和魂洋才’的理念，中國在稍後也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但富有進取心和開拓精神的日本人很快就超越了這種認識，把‘文明開化’提高到與‘殖產興業’‘富國強兵’基本國策並列，積極破除舊有陋習，求新知識於世界。

“而我們國家呢？雖然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實思想還是停留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層面，根本沒有開化的跡象。在光緒末年學部頒行的《學務綱要》中明確要求‘中小學堂宜注重讀經，以存聖教’，規定小學生每週讀經12小時，佔總課時的三分之一以上；中學生每週讀經9小時，佔總課時的四分之一。而有關西方史地、物理化學等課時卻非常少，至於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精神被當政者視如洪水猛獸，而且‘易涉空談’，要求學校必須予以嚴禁和取締。

“中日兩國在教育指導思想上存在如此偏差，那麼兩國命運不同也就可以想知了！至於陸軍為何不可救藥，孫某這個外行人不甚了了，無法撓到癢處，還要請百里賢弟來評說得失！”

蔣百里也不推辭：“孫總理不愧是教育大家，對於當前中國教育問題分析得鞭辟入裡，方震佩服！至於陸軍的弊端，與教育問題大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