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至少要認同這個現代化社會，並且在這個社會體制裡用雙手來養活自己。而那些無法適應和接受現代化工業社會，依靠領救濟和吃福利來維持生計的傢伙，只能說是對現代社會沒有用處的廢人，與那些遊手好閒、好逸惡勞的流氓無產者並無差別，必須經過嚴厲的強制教育和勞動改造，才有資格成為勞動人民的一分子不勞動者不得食，窮人並不等同於勞動人民，再怎麼可憐和落魄的乞丐小偷，同樣也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打擊物件！至於那些依靠暴力犯罪和煽動反科學迷信來謀生的傢伙，更是挖掘現代工業化國家根基的害蟲，有什麼資格活著浪費地球的資源？

這條標準不僅適用於外國人，對中國人也是如此。當年的中國人如果一直軍閥混戰、政治黑暗，如果一直固步自封抱殘守缺、堅持迷信思想、拒絕接受現代工業，如果始終把科學技術看作奇技淫巧，不願意向西方低頭學習、改革自身，那麼就活該在馬爾薩斯人口陷阱和外敵侵略的夾擊下亡國滅種！

雖然不符合政治正確的道德邏輯，但是鐵一樣的殘酷現實，從來不是小清新和偽聖母的幾句歲月靜好、小民尊嚴，就可以否定掉的。天作孽猶可活，自作孽不可活。時代的洪流永遠不會憐憫任何一位落後者。正如當年的大清和民國，不管再怎麼乞憐、哀求、談判、申冤，那些打著道德、文明、平等、人權幌子的帝國主義列強，也不會受到感召、鬆開屠刀一樣，在人口爆炸危機中掙扎的非洲、中東和南亞的第三世界國家，也必須自己想辦法自救，而不是坐著哭訴天道的不公，然後把責任一股腦兒地推到別人身上對於這樣的無賴傢伙，我只能說，你既不肯自救，又不肯去死，真的很讓人為難啊！”

說到這裡，郭政委忍不住嘆了口氣，沉吟片刻，才再次開了口，“……二戰之後，工業社會物質財富的生產和集中，達到了這樣一種程度：它令某類人產生了一種幻覺，即人能活著是正常的、理所當然的，人活著就應該是幸福的，不會因資源短缺、天真無知、性別、飢餓、疾病而夭折腐爛。

尤其是冷戰之後的這些年來，某些知識分子的幻覺還要更進一步，以為所謂的溫飽、安全、財富、休假，包括環境都是天賦的，如果沒有享受到的話，一定是政府的錯，只要上街鬧一鬧，就什麼都有了。

而且，他們明明沒有創造多少財富，卻憑藉道德上的話語權，打著各種看似充滿真善美的光明旗號，強迫別人捐獻各種東西，也不管對方的家底是否承受得住。說真的跟邪教斂財也沒多少差別。

可是，事實上，這些所謂的仁慈和善良，往往卻是各種引發災難的罪魁禍首。比如在進入二十世紀之前，非洲和中東的人口一直沒有爆炸，並不是因為那時候的黑人和阿拉伯人不能生，而是疫病流行、嬰兒夭折率太高，最高甚至能夠達到三成至六成，於是把高出生率又給拉了回來。但是，二戰之後，隨著醫療條件的進步，還有各個國際組織的慈善醫療援助，這些地方的嬰兒夭折率一下子降到了千分之幾，而出生率卻沒有相應降低，於是人口就開始好像坐了火箭似的暴漲。建國前期的中國，也經了這一程序。

但是，後來我們透過計劃生育等很多痛苦的手段，硬是把中國的人口出生率給壓了下來。而非洲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卻沒有這麼做，結果就是他們的人口繼續暴漲，已經到了連戰爭和艾滋病都壓不下來的程度。比如波札那的艾滋病患病率高達百分之四十，死亡率堪稱喪心病狂，但這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