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兒》。

③楊某即楊邨人。其“自白”一事見《魯迅雜文全編》（上冊）《偽自由書·後記》一文及“孝子”注條。

④另有一篇文章當指宋代陳世崇《隨隱漫錄》卷五“錢塘遊手”條。

⑤“虛君共和”即君主立憲政體。1918年1月，康有為在上海《不忍》雜誌第9、10期合刊發表《共和平議》、《與徐太傅（徐世昌）書》等文，稱中國因其特殊國情而不宜實行“民主共和”，而應實行“虛君共和”。

⑥張宗昌（1881—1932）字效坤，山東掖縣人，北洋奉系軍閥。1924年任奉系宣撫軍第一軍軍長，次年為山東軍務督辦。後與李景林組織直魯聯軍，任總司令。1926年任安國軍副總司令，同年8月在北京殺害著名記者林白水等。1927年鎮壓上海工人起義，後被北伐軍擊敗，逃往大連。“九一八”事變後拒絕作漢奸，應張學良電召入關，在濟南火車站被韓復榘派人刺殺。

後記（1）

這六十多篇雜文，是受了壓迫之後，從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種的筆名，障住了編輯先生和檢查老爺的眼睛，陸續在《自由談》上發表的。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靈感”的“文學家”吹噓，有無法隱瞞之勢，雖然他們的根據嗅覺的判斷，有時也並不和事實相符。但不善於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閃不到那裡去，於是不及半年，就得著更厲害的壓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只好停筆，證明了我的筆墨，實在敵不過那些帶著假面，從指揮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

不做文章，就整理舊稿，在年底裡，粘成了一本書，將那時被人刪削或不能發表的，也都添進去了，看起分量來，倒比這以前的《偽自由書》要多一點。今年三月間，才想付印，做了一篇序，慢慢的排，校，不覺又過了半年，回想離停筆的時候，已是一年有餘了，時光真是飛快，但我所怕的，倒是我的雜文還好像說著現在或甚而至於明年。

記得《偽自由書》出版的時候，《社會新聞》曾經有過一篇批評，說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書的本意，完全是為了一條尾巴——《後記》。這其實是誤解的。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不加什麼原也過得去的了。但畫上一條尾巴，卻見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寫後記，除了我是弄筆的人，總要動筆之外，只在要這一本書裡所畫的形象，更成為完全的一個具象，卻不是“完全為了一條尾巴”。

內容也還和先前一樣，批評些社會的現象，尤其是文壇的情形。因為筆名改得勤，開初倒還平安無事。然而“江山好改，秉性難移”，我知道自己終於不能安分守己。《序的解放》碰著了曾今可，《豪語的折扣》又觸犯了張資平，此外在不知不覺之中得罪了一些別的什麼偉人，我還自己不知道。但是，待到做了《各種捐班》和《登龍術拾遺》以後，這案件可就鬧大了。

去年八月間，詩人邵洵美先生所經營的書店裡，出了一種《十日談》①，這位詩人在第二期（二十日出）上，飄飄然的論起“文人無行”來了，先分文人為五類，然後作結道——

除了上述五類外，當然還有許多其他的典型；但其所以為文人之故，總是因為沒有飯吃，或是有了飯吃不飽。因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錢。一枝筆，一些墨，幾張稿紙，便是你所要預備的一切。嘸本錢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的事實。

我們的文壇便是由這種文人組織成的。

因為他們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因此他們的目的仍在職業而不在文人。他們藉著文藝宴會的名義極力地拉攏大人物；借文藝雜誌或是副刊的地盤，極力地為自己做廣告：但求聞達，不顧羞恥。

誰知既為文人矣，便將被目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