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為綰轂。出長江之口，徑楚蜀，而散於閩、粵、秦、晉、滇、黔諸郡國，以蕪關為綰轂。是皆孔道要津，布商麇集，舟車負載，晝夜馳騖而不息，此天下之大命脈也。”除提供清源及蕪湖為南北交通孔道外，亦未指稱二處有批發商。

坐商之資本擴大時，多轉業典當，因其獲利多而冒險性小。《金令史美婢酬秀童》（《通》）中之張皮雀斥典當鋪主：“你自開解庫，為富不仁，輕兌出重，兌入水絲，出足紋入，兼將解下的珠寶，但揀好的都換了自用，又凡質物值錢者才足了年數，就假託變賣過了，不準贖取，如此刻薄貧戶，以致肥饒。”其實全文為典當業一般經營之常態，非一人一店之貪酷情形。

《三言》中稱典當業業務發達之情形，前後不絕。如《鄭節使立功神臂弓》（《恆》）中之張俊卿為宋代開封府“萬萬貫財主”，此人“門首一壁開個金銀鋪，一壁開質庫”。一般人士向典當鋪質典及購買已絕贖之物品，亦為常態。《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通》）中之李公子，“在院中嫖得衣衫藍縷，銀子到手，未免在解庫中取贖幾件穿著。”《張廷秀逃生救父》（《恆》）敘一木匠，因荒年失去主顧，“將平日積些小本錢，看看用盡，連衣服都解當來吃在肚裡。”《賣油郎獨佔花魁》（《恆》）中之秦郎嫖妓前，“到典鋪裡買了一件現成半新半舊的綢衣。”則典當鋪除將坐商資本吸收於非正常商業及不生產之高利貸外，亦束縛生產。因其為半新半舊之物資開設銷路，即減少新綢新衣之市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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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坐商（2）

牙商為明代商業中不可或缺之成分，已在文中提及，其業務亦在前節敘客商時闡明。根據明代法令，牙行埠頭，為官廳所承派，不僅為買賣之中介，並因其住址固定，足以負責客商及船戶之行止。《明戶律》雲：“凡城市鄉村，諸色牙行，及船埠頭，並選有抵業人戶充應，官給印信文簿，附寫客商船戶，住貫姓名，路引字號，物貨數目，每月赴官查照”《大明會典》，卷164。。此顯為明初法令，在明末未能全部實行，除政府之管制鹽商及進出口商，尚採用此原則如廣州在16世紀通商時，海道副使汪柏設立客綱客紀，“以廣人及徽、泉等商為之。”見《天下郡國利病書》，冊44。關於鹽商，詳藤井宏《明代鹽商の一考察》，《史學雜誌》，54之5，6，7號（1943）及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220…221。外，一般商業，似未能如此管制。16世紀管理北新關商稅之一主事雲：“行戶四散，或居山僻之鄉，”是以促其納稅不易，其建議為：“市鎮在百里內，許牙行不時告認，其餘�屬地方，一切停罷。”所稱牙行散居鄉間，亦與《三言》所敘符合。傅衣凌認為中國農業和手工業直接結合，如明清松江之布，均系農村女工所產，限制手工業脫離農業副業而獨立《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北京，1956），頁31。。其實商業亦被此農業副業所吸引，而進出於鄉村間，其結果為遲滯銀行業務信用貸款之發展，因鄉間交易，其往來均為單元，毋須撥兌劃賬也。

《三言》中之牙商，對客商言為“主人”。兩者間之關係除商業外，尚有超經濟之情誼。如客商患病，牙商之為主人，通常加以照顧。蔣興哥之能在廣東重理祖業者，亦因當地牙商顧全其父祖之交誼。是以蔣一到當地，“舊時相識都來會面，興哥送了些人事，排家的治酒接風，一連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閒。”明律又定牙商不得操縱市場，尤須平定價格《大明會典》，卷164。。《三言》中無資料證實此規定已全部遵守，但亦未顯示其已違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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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業組織及商業資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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