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來和毛澤東相繼去世，“四人幫”被拘禁，中國開始反省“文化大革命”，這是給歷史家看清局勢的一個絕好機會。寫歷史的人也像遊山水的一樣，要是順江而下，看清了河流入海的過程，回顧上游的山脈形勢，則對其組織結構，更多瞭解。這也就有如前述熊彼德所說，把今人現在的地位解釋得合理化是同出而異途。我們觀摩歐洲資本主義的形成，是從中國的立場出發。倘使我們對中國更瞭解，同時也在觀察歐洲的時候增長了眼光的縱深。總而言之，我們既已糾纏於一個歷史上的大題目之間，則我們身處其境的情勢愈澄清，我們的自信心會更堅固。

而且我寫的《萬曆十五年》，也並不是有些人認為的一本明史專書，而是傳統中國尚未與歐洲全面衝突時的一個解剖。書中說明中國的朝廷和社會，包括法制和思想，自有它的組織和系統，做起事來，也有它特別的作風與節奏。間接上就表示與同時期的歐洲相比，這些組織與作風，與西方的系統與節奏，有很大的差別。因之也是在“有”和“無”之間，反面檢討同一問題。

在這幾年之間，我也常想到歐洲資本主義的事。要是資本主義的形成，不能離開法律，而法律須要有國家作主宰，則我們應該先分就國家的畛域看，不應當先把中國的萬曆十五年看成了歐洲的1587年，或者把法國、荷蘭、比利時的事和英國的事籠統敘述。我已經看清了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而且它又有一個直線式的發展，並且到了某一階段，就變成了無可逆轉的形勢，可見“時間”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李約瑟和我，又認為資本主義的形成和文藝復興及宗教革命有關，有前面所說的銀行出現的次序為證，那我們何不也將資本主義的形成同樣分作三段，從義大利到北歐再集中眼光於英國？這樣一來，我在1975年寫下的一段，說到現代商業組織的三個條件，可以當做我們的檢查單（check　list）用。只要我們把這三個地區達到這商業組織的程式按時間記下來，就應當對資本主義的形成，有一種明確的線索了。

1978年我第四次去英國的時候，在行李中帶著三十多本書和一大堆草稿。這時候李約瑟交卸了凱易思學院院長的職務，他的新辦公室喬遷到劍橋火車站不遠的波克蘭茲街（Brooklands　Avenue），稱東亞科學史圖書館。這圖書館現屬“李氏研究所”（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新地址在劍橋雪爾威斯特路8號（8　Sylvester　Road）。——編者注我們綜合歐洲資本主義形成的未定稿，由我起草，每週讀過，經他批評後修訂。事實上義大利這一部分，只用了威尼斯做代表，北歐的一部分，則用荷蘭共和國（The　Dutch　Republic）的情形概述，但是我們覺得這樣已經符合我們的目的。只有英國的這一部分才比較詳細。1981年9月23日李博士在上海演講，說到我們對這問題已有新看法，後經當地《新民晚報》提及。

我最近一次看到李公，還是1983年在紐約。據他的計劃，這批材料將來還是要收入《中國科學技術史》卷七里面去，至於如何收納，現在還沒有決定。我從第一次遇到李公，就主張只用我的草稿做根底，要他自己訂正重寫，因為《中國科學技術史》雖然是一種學術上的著作，其寫法仍有個人風格。他的英文長達四五行一句，卻又念來流利，也是沒有人可以效尤的。只是李約瑟收集了此書的材料卷五、卷六部分，越來越多，原來一卷是一本書，現在有的一卷四本，一卷六本，還仍在繼續膨脹，連他自己也說，“有幾何級數的姿態”。最近甚至書數倒出，節三十三出版於節三十二之前，他又說“這是道家的自然而然”。

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6）

我和李公有約，則是我也可以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