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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處心積慮的宮廷政變結束了尼古拉二世的統治，俄羅斯帝國的權力如今掌握在三個人的手中：尼古拉大公成了攝政王，維特則是攝政王名下的臨時政府總理，至於杜馬的議長羅得江科，則積極地準備著制定憲法，企圖使封建地主把持著的俄國徹底變成由新興貴族和資產階級控制的俄國。

維特和大公把這次政變稱為明智的小小的權力轉移，而喜歡浮誇的羅德江科則四處宣傳這是一場成功的革命。總得來說，目前三個人配合得非常默契，大公需要軍隊裡貴族軍官的支援，所以這次政變不能用革命的詞彙，他力圖使政變在軍官們眼裡成為沙皇陛下在軍政事務上的放權；維特需要列強的支援，有了列強的支援才有可能儘快結束戰爭，讓俄國回到工業建設的經濟復甦軌道上來，因此，他也不能把政變說成是革命，他要取得各國資本對俄國的信心，革命這個詞彙太野蠻，太暴力；只有羅德江科這個所謂的俄羅斯民族的民意代表才在宣稱革命成功，因為他要把俄國國內的各種政治勢力的蠢蠢欲動壓制下去，只有革命成功這個說法，才能使俄國的農夫和工人重新回到他們的位置上去，放棄對國家大事發言的權利。

俄國在遠東的兩次戰爭帶給維特截然不同地命運，因為日俄戰爭，維特被沙皇解職，遠離了俄國的權力中心；而中俄戰爭卻讓維特重新站到俄國最高權力的舞臺上，可以盡情施展自己的抱負。飽學的臨時政府總理知道，從遠古的人類有了價值觀念開始，戰爭就和經濟利益結下了不解之緣，反過來說，沒有經濟利益和生存空間的概念，進位制戰爭永遠也不會存在！

那麼，貌似強大實則千瘡百孔的俄羅斯帝國在遭到兩次戰爭的失敗後，面臨著的命運是什麼？她應該走一條什麼樣的復興之路呢？這個問題是同樣作為斯拉夫民族主義者的維特公爵經常深思的。

很明顯，在普魯士將軍克勞塞維茨提出總體戰爭這個科學的概念後，答案已經存在。戰爭，打得是整體國力，從人口資源、經濟潛力、工業能力、科學技術等等方面來綜合考慮一個國家的整體實力是最科學的。曾經，沙皇陛下就把日本人視作在四個島嶼上蹦達著的黃猴子，忽視了日本的戰爭潛力和在1895年到1904年間所做的周密的戰爭準備；今天，沙皇又忽視了中國人在工業技術上的潛力，招致了這次戰爭就在眼前的失敗！

這個爛攤子，必須由自己和自己的政府來收拾。

作為前任財政大臣的維特在這方面有自己的見解，他認為一個國家的強大首先表現在軍事實力上，而軍事實力的表現有兩種方式，一是單純的數量，一是單純的質量。從俄國目前的武裝力量的現實狀況來看，俄軍是注重數量優勢的軍隊，而中國人在轟炸鐵路之後向世界展示了技術型軍隊的威力！當然，這也是俄國必將失掉這場戰爭的原因所在。

問題是，在中國軍隊取得了戰爭的絕對控制權後，自己應該如何來應對即將到來的談判。可以想見的是，中國人必然是高傲的不可一世的！但是，就算是這樣，維特也必須去面對，去應付！

俄國需要時間，需要資金，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東方夥伴。

時間，需要俄國在國際問題上的讓步和成功的中俄談判來獲得；資金問題，則需要依賴英國、法國的資金援助來解決，中亞和黑海的問題，需要俄國與中土同盟達成一個彼此都能夠接受的協議，最好，能把中國這個迅速崛起的帝國納入俄國遠東利益夥伴的範圍中。

俄國，可以從中國得到什麼？

那要看中俄關系究竟怎麼樣發展，也是看自已如何在這次高層公議上影響中國的代表——帝國外交大臣唐紹儀先生。本來，按照國際外交慣例，自己完全不必親自到遠東來會見中國的外交大臣，這是在規格上不對等的。可是，在關乎俄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