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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出鬧劇，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達到高潮，一度甚囂塵上。後來，看客漸少，票房漸差，尤其國門大開以後，花上萬把塊錢，根據馬斯赫特條約，歐盟國家一個禮拜即可走透；在911以前，美國還沒有啟用必須按指印，脫鞋子，方可過關的制度之前，中國人到美利堅合眾國，像北京人從東單到西單那樣方便。於是，大家覺得不過彼此彼此，幹嘛非要把你當上帝，把你的話當聖經呢？於是，諸神退位，破除迷信。至於個別還找不到感覺的先生女士，非等洋人頒給一張文學綠卡，仍像阿Q那樣，睡在土穀祠裡，做白衣白袍的美夢，那也只好由他了。

應該看到，憂患意識，這種絕對為政治或政治化的創作衝動，是中國文學的強項。這種為外國人所不屑的政治，所看不上的的政治化，其實正是中國文學的特別之處。這種對於社會，民族，國家，人民的現實主義關懷，正是中國文人的傳統精神所在，創作生命所在。

我們的作品，是寫給大多數中國人看的。至於外國人喜歡或者不喜歡，接受或者不接受，那是其次又其次的考慮。一箇中國作家，用得著鹹吃蘿蔔淡操心，要在意那個夏志清的喜歡，或者，要留神那個馬悅然的接受嗎？有人自作多情，那是他的自由，但由此數典忘祖，做假洋鬼子，那可就是出洋相了。其實，文學這片疆域，是個任其馳騁的自由空間。即使你一定腦袋朝下，褲襠朝上，拿大頂走著瞧，也是未嘗不可的。儘管一部中國文學史，也斷不了這種兩支腳不落在土地上的拿大頂文學，然而，那永遠也成為不了中國文學的主流，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老百姓不吃你這一套，誰也沒有辦法。

詩人何以《秦中吟》（3）

這就是國情，這就是特色，這就是歷經千年而宗旨不變的中國文學傳統。

不論朝代之變遷，不論帝王之更迭，不論統治者之籠絡收買，或打擊鎮壓，不論被統治者之歡迎愛戴，或冷淡隔膜，中國文人中的大多數，總是要把自己的命運，與中國人的大多數者的命運，捆綁在一起。惟有如此，老百姓買你的賬。文學，從來是雙向的，互通的，有來有往的行為，你不關注老百姓的死活，老百姓幹嗎要捧你的場？

除非那一天，中國人平均收入與西方發達國家看齊，或者超過，而且至少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這塊土地上不曾發生戰爭和###，不至於再出現“人食人”的恐怖和殘忍，也許，如同在象牙之塔中，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中國文人，那時該再也用不著現實主義，可以將其扔進字紙簍裡，那時大概也就比較容易與西方文學接軌，走向世界了。然而，在這之前，這條從哀鴻遍野，創痍滿目，餓殍載道，血流飄杵的中國歷史中駛來的文學航船，讓一個稍有覺醒的中國文人，閉上眼睛，轉過身去，視若不見，置若罔聞，是不大容易做到的。這也是中國文學只有沉重苦難的呻吟，而無太浪漫的色彩，只有含淚忍痛的慘笑，而無很幽默的優雅，這種受煎熬的歷史過程，決定了中國文人和文學的抉擇。

所以，讀到白居易這句“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詩句，面對人類社會從矇昧原始階段以後，就再也不出現的食人生蕃式的殘忍，眼看一個個活人，被肢解開來，丟進鼎沸的鐵鍋裡，成為另外一些人的食物時，我不能設想，處於如此驚怖狀態下的作家詩人能寫得出來，那氣定神閒的《圍城》，那沖淡雋永的《邊城》，那纏綿悱惻的《金鎖記》？

《秦中吟》詩序雲：“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