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的工作，他剪掉了他的長髮，用白金的袖卡，扣住自己的白襯衣。他知道所有上海外國人愛去的地方，甚至還知道，在香格里拉工作的一個美國人，他說的一口上海下流話，是跟上海*學的。他的臉上帶著一種驚奇的微笑，對我說：

“你還記不記得，小時候有一本書，《舊上海的故事》，說四九年以前的事情的，那上面說，上海那時候是西方冒險家的樂園，他們拿著一隻破皮箱踏上上海，來上海發財，成了百萬富翁。”

“對，”我說，“四九年以後，中國人民把他們都趕走了。”

“他們現在又回來了。”他用手點著裘德的酒館的那塊地面說。

可是，他並不喜歡那些外國人，他說：“我們做的是一樣的工作，可是，我拿的是當地僱員的工資，他們拿的是海外僱員的工資，比我多三倍。他們比在他們國內本部工作的工資，要多一倍。這些來上海的外國人，發財了。”

第一次，我和他一起去了裘德的酒館，走在空而長的走廊裡，就聽到有音樂從前面傳來，還有融化了的忌司那既臭又香的氣味。

然後，我看到了一個暗暗的、可是並不曖昧的地方，又聞到了體味和香水混在一起的氣味。

有的桌子上的人，好像是在等人，所以我們一進去，就看看我們。

桌上點著一支細蠟，照亮桌上人的臉，放眼一望，中東人卷卷的像亂鋼絲一樣的大鬍子，非洲人發黑的大嘴，高麗人的細眼睛和眼睛裡殺身成仁的兇光，南美人不安分的綠眼睛，真的是什麼人都有。比起來，那金髮藍眼睛的人，倒沒什麼了不起。

有個人遠遠地向我打一個招呼，一看，是從前認識的一個學漢語的學生。我以為他回歐洲去了，他說不，他學完了漢語以後，到上海的一家外國電話公司找到了一個工作。然後，他發現上海是一個大銀行，可是不知道怎麼走進去。於是，他回到大學裡去學了一年經濟系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正式開始做生意。他在上海租了公寓，把歐洲的太太也接來了，買了一屋的中國古董傢俱，他們如今睡的，是一張從北京買來的一百多年以前的大鴉片床。

說著，他等的人來了，來的是一大群荷蘭人，頭上戴著尼龍的大鴨子嘴，那一天正好是歐洲足球賽，荷蘭和德國踢，在上海的荷蘭電話公司的荷蘭人，和“上海大眾”的德國人，約好了到這裡集合，去看電視。

裘德的酒館那麼響的音樂，六十年代的歐洲音樂，都被他們的聲音蓋下去了。

有一天，在裘德的酒館前面的小花園前，看到一對外國人在吵架，那女的把嘴閉成了一條線，鼻子尖得像剪刀，那男人則氣得眼睛眉毛全都白了。那時候，我突然發現，外國人在上海的街上，已經不再因為太多人要看他們而小心儀表、臉上要像皇帝巡遊一樣地笑了。現在他們多得沒有人要看，他們也膽敢在街上吵架。

後來，和一個比利時人約見面，那個人在電話裡說，就到裘德的酒館吧。那時候，才知道原來那是在上海的外國人約會的地方，就像我們在歐洲的時候，有事情約人，就說，到廣場的魚噴泉前見一樣。

那天去得早了，酒館裡沒有什麼人。對面的小房間裡，有一個人在獨自玩飛鏢，他的頭髮整整齊齊的，穿了美式大花褲衩，那是白領在休息天的打扮。他手裡拿了一大把紅色的飛鏢，一個一個，無聲地向靶心飛過去。

我自己找了一個長桌坐下來，對面牆上有一塊黑板，上面寫著這個週末的惠價菜，那大而笨拙的英文字，是真正的外文字，中國人寫的可比它們秀氣多了。

慢慢地，看到我坐的桌子深處，有一個人已經坐著了，面前放了一個杯子和一瓶德國啤酒。他把桌上的蠟燭放得遠遠的，所以我看不清他。

他說“嗨”。他是芬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