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邑縣人，從小生長在農村，生活在農村，可謂土生土長。他當過民辦教師、公社幹部，當過邛崍、大邑兩縣縣長，成都市的水利、農牧兩局局長，現在是成都市委市政府副秘書長，成都市農委（農工辦）主任和推進城鄉一體化辦公室主任。農村的事情，是他最掛念的。前兩天，資陽發生了豬鏈球菌疫情，損失慘重。成都市很擔心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正像抗洪救災一樣嚴防死守，防止資陽的疫情向成都蔓延，金嘉祥的手機也就響個不停。金嘉祥對我說，對不起，豬兒的事情不能不管。我當然也不會介意豬兒優先。於是，他就一面照顧著他的“豬兒”，一面和我“擺龍門陣”。

“擺龍門陣”是我提出來的。一見面，我就和他“約法三章”：說真話，不說假話；說實話，不玩虛套；說人話，不打官腔。金嘉祥微微一笑，將我一軍：那我說四川話行不行？我馬上用四川話回答：沒得問題。一聽這話，金嘉祥就進入了狀態。他告訴我，自己原本是想研究哲學的，還考上了武漢大學哲學系，差一點成為我的校友。後來服從組織安排，沒去上學，結果“誤入歧途”，從了政。不過我看他雖然沒上哲學系，說起話來卻是邏輯嚴密思路清晰，講起推進城鄉一體化的工作，就更是頭頭是道。可見哲學也不一定要在課堂上學，“歧途”反倒可能是“正途”。更何況，金嘉祥畢竟是從基層、從農村成長起來的幹部，說到“三農”（農村、農民、農業），感情真切而真誠。

我問金嘉祥，你這個農家子弟，雖然跳了“農門”，可是跳來跳去，還是沒跳出如來佛的手掌心，當官也只能當“農官”。你看你，職務換了不少，部門也換了不少，卻沒有一個不是和農村、農民、農業打交道的。你不覺得委屈？

金嘉祥說，委屈啥子呢？農民又不低人一等，農業也總要有人管嘛！我們這個國家，是個農業大國，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民以食為天”嘛！手中有糧，心中才不慌。要不然，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會把“三農”問題當做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來抓？

我說，那好，你看“三農”到底是不是問題？

金嘉祥說，當然是問題。不但是問題，而且好像是步入了一種怪圈，剪不斷、理還亂。在“三農”上，我們黨，我們政府，我們的領導人，下了很多工夫，發了很多講話，但農村始終相對貧困，農民還是相對那麼苦，農業上的問題相對還是那麼多，可以說是按下葫蘆起了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剛剛粉碎“四人幫”那陣子，農村的情況真是慘不忍睹。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大包乾”，把農民從不切實際的、超越了現階段生產力的生產關係中解放出來，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再加上連續幾年出臺一號檔案，理順了農民和市民、農村和城市的一些基本關係，使農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給農村帶來了初步的繁榮，讓農民的生活有了較大的改善，這些都是事實。

我說，當然是事實。這是有目共睹的。

金嘉祥說，是啊！所以當時很多人都認為，這下子“三農”問題可算是徹底解決了，農村可是富裕了。於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各種政策又變著花樣出臺，在農民頭上“摸”，也在農民包包頭（錢包裡）“摸”。各種稅費、攤派，都出來了。什麼“人民學校人民建”、“人民交通人民辦”，一切都是人民，結果一切都是攤派，農民又陷入了不堪重負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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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患（2）

我說，啊，好了傷疤忘了痛。

金嘉祥笑笑說，也不完全是這個，也還有體制上的問題。當時那個“雙層經營體制”在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接的時候，也是有矛盾的。簡單地說，一家一戶的小生產很難適應千變萬化的大市場。結果，農民增產不增收，甚至減產減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