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竟然要去？”我驚奇地衝她喊。

“學校命令我們去，我不想多費口舌，那是白費力氣。”

“你去宣傳那些國庫券吧，我可什麼也不會做的。”

“我們上中學的時候也和你一樣，”熱妮婭平靜地反駁我，甚至語調裡摻了點兒諷刺。天，真是可惡，她們怎麼能說得這麼無關痛癢，“學校命令我們去”。心胸小到這種程度了！

哎，連受過正統教育的學生們都毫不羞愧地作踐自己的時候，你們還能對無知的農民和工人大眾有什麼指望？“我去是因為不想得罪誰。”熱妮婭又說了一句。哈！原來是害怕得罪他們。如果連學生都這麼說的話，你還能指望群眾怎麼說呢？

蘇聯人民被迫購買為支援五年計劃等特殊目的而發行的國庫券。這是一種行之有效的變相稅收，因為國庫券從未結清。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有了一點點的現金兌換，並且償還數額僅為投資者40年前購買時付出的百分之一。那時候，大部分家庭只能將債券當作廢紙丟棄。

第一個五年計劃始於1928年，它是斯大林的經濟宣言，併為集體農莊強行制定沉重的農業產量定額，同時犧牲消費物資的生產而把重工業作為重點，以加快實現工業化。第二個五年計劃開始於1933年。

很顯然，尼娜的姐姐們並不贊同她的政治觀點——她們按上面下達的命令辦，只是想活得輕鬆些，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她們最終和尼娜一起難逃被定罪的命運。

1933年5月21日

最近，真是什麼事都不順心，樣樣都讓人生氣：熱妮婭和莉莉婭熱烈的討論和爭議啦，我們家對待政治的態度啦，還有現在無法忍受的整個社會體制。自己的情緒太差，每次家裡人問起我學校裡的事和考試考得怎麼樣的時候，我都沒好氣地回答。就想一個人待著。我發現，別人只要有一丁點兒想窺探我內心的意思，都會讓我覺得痛苦，難以忍受。我知道，自己在傷害每一個關心我的人，卻總是改不了。好吧，也不是改不了。說點兒什麼並不是難事，但是剛說完內心就會覺得困惑、彆扭……我的天快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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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24日

昨天，第一場考試我才得了個“良好”（伊琳娜也是）。我不覺得考得不好是我的錯——老師也有責任，她沒給我們足夠的時間和材料去準備，也沒講過什麼課。所以我沒有特別難過，雖然是這樣，心裡還是覺得不舒服，這是唯一一場沒法讓我高興回顧的考試。

昨天傍晚，媽媽和我在奶奶的房間裡坐了很久，等著爸爸回來。我很詫異地發現，在內心深處，我一點兒也不想他回來。這想法真讓人震驚。多可怕！太糟了！我一點兒都不明白，這樣的念頭怎麼會偷偷溜進了我的心裡。我平靜地坐在桌旁的扶手椅上讀書，很清楚一旦爸爸回來了，這平靜就被打破了。我得被迫停下閱讀，勉強對他微笑，比這更糟的是，很有可能還得跟他聊聊我的近況。

爸爸大概是半夜回來的，就在我們差不多決定不再等他的時候。為了掩飾住自己的惱怒，我起身去了走廊。對話與問題開始了，爸爸告訴我們莫扎斯克挺不錯的，還讓我一放假就和他一起去。我當然同意了，但是……我暑假的計劃怎麼辦——我的夢想是不是永遠都實現不了了？聽爸爸說，他住的地方還不錯。鳥語花香，附近小溪潺潺，到處都有小樹林：樺樹、榛子樹、灌木叢——樹叢裡還有成百上千的夜鶯。

內務人民委員會將日記內容加了下劃線，是為了表明尼娜的父親在流放中的深夜探親是違法的。他們同時認為，考試取得“良好”（而不是優秀）的成績，並不是一個忠實的公民應該為之不愉快的事。

1933年5月25日

昨天起床的時候，腳還沒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