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作為，掌握天命為我所用，哪裡還有五十而知天命而退含義。

首先，是愛有差等與‘兼愛‘的對立。儒、墨兩家雖然都提倡‘仁‘，但是兩家‘仁‘的含義卻是各不相同的。儒家的‘　仁‘，雖然也主張‘愛人‘，從表面上看來是愛一切人，但事實上並非如此。這裡所謂的‘愛人‘，對統治階級來說，是要調和其內部矛盾；而對被統治者來說，表　面上的愛，是為了勞動者為統治者賣力。而且儒家的‘仁‘，還受著宗法制的　制約，強調‘親親、尊尊、長長‘的區別。比如，《孟子？告子上》記載就明確說：‘親親，仁也。‘這樣便使愛有了親疏厚薄。因此，儒家是主張愛有差等的。墨　家主張的‘仁‘，是‘兼相愛‘。這是一種普遍的愛，是理想化了的人與人之間的一種平等關係。所以，孟子批評墨家的‘兼愛‘是‘愛無差等‘。②學術界多持儒　家愛有差等與墨家‘愛無差等‘的對立的觀點。但是孫詒讓《墨子閒話？墨家諸子鉤沉》據馬總《意林》輯錄《隨巢子》（墨子弟子隨巢子的著作）的材料認為，隨巢子在論述‘兼愛‘時說‘有疏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即有親疏的差別，但沒有被拒絕的；有先後的差別，但沒有被遺忘的。可見隨巢子儲存了墨家‘兼愛‘說的原貌，是‘純篤無疵‘的。因此認為，‘愛無差等‘的說法，大概是墨家‘傳述之末失‘，加上後人的附會，才成為被攻擊的把子，而它的本意並非如此。③孫詒讓之說，僅錄以備考。

其次，‘罕言利‘與‘交相利‘的對立。儒、墨兩家都提倡‘義‘，然而兩家‘義‘的含義也各不相同。儒家往往把‘義‘　與‘利‘對立起來，而墨家則認為‘義‘與‘利‘是合一的，而且還認為與‘兼相愛‘是密不可分的。‘兼相愛‘的具體表現在‘交相利‘。這與儒家的‘義利‘觀　是顯然對立的。孔子不僅‘罕言利‘，④而且還在《論語？里仁》中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他把重視‘利‘的稱為‘小人‘。

第三，‘天命‘論與‘非命‘的對立。儒家認為人的長壽或短命、貧窮或是富貴、國家治亂與安危等等。都是由天命決定的，是不可改變的。即《論語？顏淵》所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墨家否定儒家的這種‘天命論‘，而主張‘非命‘，重視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使人奮發圖強，‘不敢怠倦‘。①…

第四、不重鬼神與‘明鬼‘的對立。墨家雖然主張非命，卻又不是無神論者。墨家相信鬼神，主張‘明鬼‘。這與不重鬼神　的儒家也是對立的。孔子雖然沒有從根本上否定鬼神，但是他主張‘敬鬼神而遠之‘。又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並‘不語怪、力、亂、神‘。因此。他確實　懷疑鬼神的存在，至少也是不重視鬼神的。

第五，‘厚葬‘與‘節葬‘的對立。儒家從貴賤有別出發而重視禮儀。特別是古代‘厚葬‘、‘久喪‘的禮儀，為儒家所維　護和提倡。據《莊子？天下》說。古代的葬禮。‘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而喪禮據《禮記？曾子問》記載。是實行‘三年之喪‘；墨家則　反對‘厚葬‘、‘久喪‘，而主張‘節葬‘、短喪。其出發點是節約社會財富，因為‘厚葬‘、‘久喪‘會造成‘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的後果。墨子制　定的埋葬的辦法是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穿兩件衣服就可以了。送葬時僅‘哭往哭來‘，不過分悲傷。埋葬之後，照常從事勞動。總之，墨家主張不因喪葬而影響　物質財富的生產。

第六，重樂與‘非樂‘的對立。儒家不僅重禮，而且重樂，孔子教授弟子的‘六藝‘之中就包了‘樂‘。‘樂‘與‘禮‘是　相輔相成的，對於維護等級制度，起著重要的作用。同時，音樂也是一種在精神上抒發感情的活動與享受，但也應該有所節制。不僅貴族享受，還要像孟子主張的那　樣‘與民同樂‘；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