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大軍的威壓之下，鄭克塽意識到抵抗已無意義，他對劉國軒說道：“人心風鶴，守則有變；士卒瘡痍，戰則難料。還是應當請降，以免今後追悔莫及。”在劉國軒的勸說下，鄭克塽最終決定向清朝投降。

八月十三日，施琅率領的清軍艦隊抵達臺灣。劉國軒和其他文武官員前往迎接施琅。施琅抵達臺灣後，表現出了極高的政治智慧和人文關懷。他主動前往鄭成功廟宇進行祭拜，對鄭成功及其子孫為臺灣做出的貢獻給予了高度評價。施琅在祭文中提到，鄭氏父子收復臺灣是對國家和人民盡忠的表現，他本人對鄭成功並無怨恨之情。祭拜過程中，施琅情緒激動，熱淚盈眶，這一舉動深深打動了鄭氏官兵和臺灣民眾的心。

施琅的這些舉動顯示了他寬廣的胸襟和對大局的把握，與古代的伍子胥形成了鮮明對比。伍子胥曾因個人恩怨而復仇，而施琅則能夠超越個人恩怨，以國家利益為重，贏得了臺灣民眾的尊敬和稱讚。

與此同時，關於臺灣的地位和未來管理方式，在清廷內部存在著不同的聲音。有些官員認為臺灣地理位置偏遠，維護成本高昂，不如放棄。但施琅堅持認為臺灣的戰略位置至關重要，不容忽視。他上書力主在臺灣設立行政機構，派遣軍隊駐守，以確保臺灣的安全和穩定。

在這一過程中，施琅得到了清朝東閣大學士黃錫袞的支援。黃錫袞不僅是兵部的分管大臣，而且還是施琅的親戚。施琅的觀點和建議最終打動了康熙帝和其他朝中大臣。經過討論，清廷決定在臺灣設定府縣，派遣軍隊駐守，從而確保臺灣成為清朝版圖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八、晚年

在收復臺灣之後，施琅擔任臺灣的管理者，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穩定臺灣的局勢。然而，這些措施中的一些在後世看來頗具爭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規定赴臺灣的人不許攜帶家眷，這一政策旨在防止人口大規模遷移至臺灣，但同時也帶來了負面後果。施琅認為惠州、潮州地區的人口容易與海外勢力勾結，因此他禁止這些地區與臺灣的往來，特別是禁止廣東客家籍人渡臺，理由是這些地區出的“海盜”較多，且當地人可能與鄭氏集團有聯絡。此外，對於其他地區人民渡臺，施琅也實行嚴格的限制，規定渡臺人員不得攜帶家眷，這意味著不允許百姓在臺灣長期定居。這一政策導致臺灣婦女短缺，影響了臺灣的人口結構和社會發展。

除了這些嚴格的移民政策外，施琅還在臺灣實行了土地政策。他大量佔有臺灣的土地，這些土地被稱為“施侯租田園”，幾乎佔據了南臺灣已開墾土地的一半。這些土地產生的租金被稱為“施侯大租”，由清朝在臺衙門代為收取，並將收入上交至北京轉交給施琅及其後代。不僅如此，施琅還對澎湖的漁民徵收額外的費用，稱為“規禮”，這些費用直接進入他的私人財庫。

施琅的這些行為在當時雖然可能被認為是合理的管理手段，但在後世看來，它們無疑給臺灣帶來了負面影響。特別是禁止攜帶家眷的規定，不僅阻礙了臺灣的人口增長，也對當地社會結構造成了長期的影響。

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施琅逝世。清朝給予他很高的榮譽，賜予他“襄莊”的諡號，並追贈他為太子少傅。施琅去世後，與他的妻子王氏、黃氏合葬在一起。

結語

施琅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從早期的反清到最終成為清朝的重要將領，再到臺灣的成功收復，他的經歷反映了明末清初複雜多變的政治局勢和個人命運的波折。施琅的故事不僅是個人英雄主義的體現，更是中華民族追求統一和和平發展的歷史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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