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種決策卻忽略了在北方構建穩固防線與組織有效抵抗的重要性。隨著金兵的不斷南侵，南宋的戰略態勢愈發被動，國家戰備鬆弛，使得收復失地的機會逐漸喪失。

汪伯彥等人的決策，使得南宋朝廷在民眾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民眾對朝廷的軟弱無能感到失望和憤怒，對主和派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這種情緒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南宋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使得國家在面對金兵入侵時更加無力抵抗。

此外，汪伯彥與黃潛善的專權自恃也引發了朝野上下的不滿。他們排除異己，打壓主戰派的聲音，使得朝政混亂不堪。許多有識之士因為與他們政見不合而遭到排擠和打壓，這進一步加劇了南宋朝廷的危機。

六、晚年失勢：揚州失守與貶謫外任

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攻破揚州，汪伯彥作為主政者之一，難辭其咎，被朝廷追究責任，罷免職務，貶謫至池州、宣州等地任職。儘管如此，他在貶謫期間仍試圖透過進獻《中興日曆》等舉措挽回聲望，最終得以升任檢校少傅。然而，這一系列事件標誌著汪伯彥在權力中心的徹底失勢，其政治生涯步入晚期。

七、身 後 評價：諡“忠定”與歷史爭議

汪伯彥於紹興十一年（1141年）去世，享年七十三歲。死後，朝廷追贈其為少師，並賜予諡號“忠定”，這一封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其一生的貢獻。然而，歷史學家對汪伯彥的評價則充滿爭議，一方面認可其早年政績與保護康王的功績，另一方面嚴厲批評其主和妥協、阻撓抗金以及南逃決策，認為這些舉動嚴重損害了國家利益與民族尊嚴，使其成為南宋初年最具爭議的奸臣之一。

綜上所述，汪伯彥的一生經歷了從名士到權臣再到奸相的轉變，其政治立場與決策深刻影響了南宋初期的國運走向。作為主和派的重要人物，他的主張與行動雖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有其合理性，但最終因其妥協過度、消極避戰及個人權力慾望，導致南宋陷入長期被動防禦的局面，成為後世批判的物件。汪伯彥的歷史形象，既是南宋初年複雜政治生態的縮影，也是探討南宋對外政策、君臣關係以及道德倫理等問題的重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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