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中進士

嚴嵩的科舉之路，是他踏上仕途的開端，也是其人生轉折的關鍵節點。出生於明憲宗成化十六年（1480年）的嚴嵩，自幼便承載著父親嚴淮的厚望。嚴淮雖自身科舉不順，但對兒子的教育卻極為重視，這為嚴嵩日後在學業上的成就奠定了基礎。幼年時期，嚴嵩在嚴氏祠接受啟蒙教育，九歲便能進入縣學，展現了超群的智慧和學習能力。十歲透過縣試，十九歲中舉，這些早期的學術成就，一步步鋪就了他通往更高榮譽的道路。

到了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二十五歲的嚴嵩在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以乙丑科進士二甲第二名的優異成績登榜，他的策論以《詩經》為研究方向，顯示了深厚的文學素養和經學功底。隨之，嚴嵩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這是當時許多士子夢寐以求的榮耀，意味著他已步入了帝國的精英階層，並很快被授予編修之職，負責編纂國史，參與國家的文化建設。

然而，正當嚴嵩仕途看似一片光明之際，一場突如其來的重病打斷了他的前程，迫使他不得不暫時離開官場，迴歸故里養病。這段時間，恰好是另一位歷史人物——宦官劉瑾權勢達到頂峰的時期。劉瑾，作為明武宗時期的權閹，掌控朝政，排除異己，對整個朝廷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在嚴嵩退官的這十年裡，朝廷內外充斥著劉瑾一手遮天的陰影，眾多正直官員或遭貶謫，或被陷害，政治環境極其惡劣。

二、纂編府志

在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年），袁州府知府姚汀為了記錄和傳承地方文化，決定開展一項重要的文化工程——纂編《袁州府志》。這項工作旨在系統整理袁州府（今江西宜春地區）的歷史、地理、風俗、人物等資訊，對後世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和歷史意義。姚汀慧眼識珠，邀請了當時已嶄露頭角的嚴嵩擔任總纂，負責整個纂編工作的規劃與實施。嚴嵩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編纂才能，無疑是這一重任的理想人選。

然而，計劃初期便遭遇變故，姚汀因故離職，纂修工作一度面臨中斷的風險。幸運的是，新任知府徐璉於正德八年（1513年）接替姚汀之職後，立刻意識到纂修府志的重要性，不僅沒有中斷這一專案，反而更加積極地推動其進行。徐璉深知嚴嵩的才華與責任心，甫一上任，便緊急致函嚴嵩，懇請他繼續主持纂修工作。嚴嵩欣然接受，重拾筆墨，繼續投入到這部地方誌的編纂之中。

正德九年（1514年），在嚴嵩的精心組織和辛勤努力下，《袁州府志》的纂編工作進入高潮階段。這一年恰逢甲戌年，因此這部志書也被後世稱為“甲戌志”。嚴嵩以其廣博的學識和嚴謹的態度，不僅詳細考證了袁州府的歷史沿革、地理風貌，還深入挖掘了當地的人物事蹟、風俗習慣、物產資源等豐富內容，力求做到資料翔實、文筆生動，使得《正德袁州府志》不僅是一部史料詳盡的地方誌，更是一部具有較高文學價值的作品。

三、高攀夏言

在劉瑾及其黨羽被清除後，嚴嵩的人生迎來轉機，他北上至順天，重新踏上了官場之路。接下來的十幾年間，嚴嵩在京城與南京的翰林院之間輾轉任職，積累經驗，逐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這段時間，正值明世宗嘉靖帝在位，他醉心於道教，追求長生不老，對日常政務缺乏興趣，這為朝中大臣提供了干預朝政的契機。

在這股權力的暗流中，禮部尚書夏言憑藉嘉靖帝的寵信，成為朝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夏言與嚴嵩同鄉，這層關係為嚴嵩提供了攀附的機會。嚴嵩敏銳地捕捉到這一政治風向，開始竭力討好夏言，利用各種機會展現自己的忠誠與才能，逐漸獲得了夏言的信任與提攜。

嚴嵩的仕途在這一時期進入了快速上升通道。正德十六年（1521年），世宗即位不久，嚴嵩即被提拔為南京翰林院侍讀，代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