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敬畏，使得嘉靖帝對他的青詞讚賞有加，幾乎到了非嚴嵩之詞不足以表達心意的地步。嚴嵩為了保持這份寵愛，投入了大量時間和精力，甚至在國家危急關頭也不惜犧牲政務，專注於青詞的創作。

庚戌之變，即蒙古俺答汗率軍圍攻北京，是明史上的一次重大危機。在這樣生死存亡的關頭，身為內閣首輔的嚴嵩本應全力應對國家危機，指揮抗敵，但他卻仍然沉迷於青詞的撰寫，拒絕會見提出抗敵策略的左諭德趙貞吉，這種置國家安危與民眾生死於不顧的行為，暴露了嚴嵩極端的自私與對權力的畸形追求。在國家最需要他承擔領袖責任的時候，他卻選擇了逃避，只顧維護個人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這種行為無疑加深了人們對他的負面評價，也因此被世人諷刺為“青詞宰相”。

嚴嵩的“青詞宰相”稱號，既是對其文學才能的認可，更是對其濫用權力、翫忽職守的諷刺。他的一生，雖在文學上有所成就，卻因過於諂媚皇帝、忽視國家與民眾利益，而留下了千古罵名。

六、剷除異己

在夏言被除去後，嚴嵩與曾經的盟友仇鸞之間的矛盾逐漸升級。仇鸞曾因被曾銑彈劾而身陷囹圄，為自救，他與嚴嵩結為政治聯盟，藉助嚴嵩之子嚴世蕃起草奏疏，成功扳倒了曾銑。但得勢後的仇鸞不甘心繼續受制於嚴嵩，他秘密 上 疏，揭露嚴氏父子的不法行為，引起了嘉靖帝的警覺。然而，仇鸞的計策未能長久奏效，因其自身亦被發現有不軌行為，最終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被剝奪權力，憂慮成疾而死，這意外地解除了嚴嵩面臨的威脅，使其權勢得以延續。

嚴嵩利用這一連串的政治鬥爭，相繼除去了夏言和仇鸞兩位政敵，一時之間，朝中無人能與之抗衡。但他深知嘉靖帝對大臣的猜疑心態，為了穩固自己的地位，嚴嵩對所有敢於彈劾自己的官員均採取了嚴厲的報復措施，從貶謫到殺害，無所不用其極，沈鏈與楊繼盛的悲劇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沈鏈上疏列舉了嚴嵩的十大罪狀，直指其貪腐賣官、壓制賢能、控制言官等惡行，觸怒了嚴嵩。嚴嵩反唇相譏，以沈鏈過去的小過失為由，成功說服嘉靖帝將沈鏈貶謫至邊遠的保安。沈鏈在邊疆依然不改初衷，時常咒罵嚴嵩父子，最終被嚴嵩設計陷害，以涉及白蓮教案為由被處死。

楊繼盛則更為直接，他在奏疏中痛陳嚴嵩的十項罪狀和五大奸行，將邊疆危機和天象異常都歸咎於嚴嵩的專權亂政，言辭犀利，直擊要害。然而，楊繼盛在奏疏最後建議皇帝諮詢裕王和景王，或是詢問閣臣，這觸及了嘉靖帝的逆鱗，因為這暗示了他對皇權的不信任，且違反了藩王不得干政的原則。嚴嵩趁機在嘉靖帝面前煽風點火，最終導致楊繼盛被送至鎮撫司受審，後被附在其他重罪官員之後一併處決。

七、權傾皇室

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明世宗朱厚熜面對一個微妙且敏感的問題：在未明確冊立太子的情況下，如何安排裕王朱載垕和景王朱載圳的婚事。按照先例，親王的婚禮應在各自的王府舉行，但嚴嵩對此持有異議。他認為，當前的情況與以往有所不同，兩位親王若出府成婚，容易與外界過多接觸，可能引發不必要的麻煩和隱患。特別是在儲君名分尚未明確的情況下，兩位親王的任何舉動都可能被解讀為對皇權的潛在威脅，或者引發不必要的猜疑和爭鬥。因此，嚴嵩提議，為安全考慮，兩位親王的婚禮應在皇宮內部舉行，這樣既方便保護，又能減少外界的干擾和誤解。

嚴嵩的擔憂並非毫無根據，他向世宗指出，兩位親王若在各自府邸完婚，由於王府的地理位置接近，加之隨從眾多，容易因小事產生嫌隙，不利於兄弟和睦及皇室穩定。而且，當時宮中無皇后，兩位親王是皇帝最親近的血親，如果都出居於外，可能讓皇帝感到孤立無援，這對皇家尊嚴和皇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