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眼於長遠，倡導恢復與少數民族的貿易往來，尤其是馬市的重新開放，旨在促進地方經濟的繁榮與邊疆的穩定。

馬市，作為明朝與北方少數民族交流的重要平臺，承載著政治、經濟乃至文化交融的多重功能。然而，由於戰亂頻仍，明朝政府時常採取關閉馬市的措施，試圖以此為槓桿，控制邊疆民族的行為，這種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邊疆的緊張局勢。李成梁深刻認識到，長期的閉市政策不僅阻礙了地方經濟的發展，也削弱了對邊疆民族的影響力，因此，他主張在確保邊疆安全的前提下，重新開放馬市，以實現“兩利相權取其大，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平衡策略。

在李成梁的積極推動下，遼東馬市逐漸恢復了往日的繁華。透過馬市，不僅交換了大量牲畜，如馬匹，還促進了商品的流通，包括茶葉、絲綢、瓷器等中原特產，以及北方民族的皮毛、藥材等特色產品。馬市的重新開放，不僅刺激了遼東地方經濟的復甦與增長，還增強了明朝對邊疆民族的經濟吸引力，起到了一定的羈縻作用，有助於維持邊疆的相對和平。

九、晚年

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兵科都給事中宋一韓的一紙揭發，將遼東總兵李成梁推上了風口浪尖。宋一韓指控李成梁早年曾驅逐邊民，放棄邊疆土地，請求朝廷派遣御史進行調查。面對指責，李成梁請求朝廷徹查真相，隨後被解除職務，等待調查結果。朝廷隨即委派御史熊廷弼前往遼東，負責勘查寬奠邊界的實情。翌年二月，熊廷弼的調查報告送抵朝廷，證實了李成梁與遼東巡撫趙楫確有棄地之實，且存在與努爾哈赤勾結的嫌疑，熊廷弼據此要求對二人予以嚴懲。然而，明神宗卻將此奏疏留中不發，未立即作出回應。

三月，李成梁再次上疏，懇請朝廷對自己的功過是非給出明確結論，這是他為維護自身名譽所做的最後一搏，也是對神宗態度的一次試探。儘管李成梁年事已高，但其家族在遼東的勢力依然強大，其子輩仍手握重兵。神宗在收到熊廷弼的調查報告後未予公開，卻將李成梁的辯解疏文下發，這一舉動表明神宗內心對李成梁仍有偏袒。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李成梁在北京逝世。神宗在哀悼之餘，下令兵部對李成梁在遼東的功績給予優厚的卹典，以表彰其鎮守遼東多年的貢獻。然而，就在李成梁去世三年後的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釋出了對明朝的“七大恨”檄文，正式宣戰，遼東局勢驟然緊張，成為明朝政治腐敗、經濟蕭條、軍備鬆弛的集中體現。

時間流轉至崇禎十年（1637年），儘管李成梁已不在人世，但崇禎帝仍批准了其後裔繼承職位，延續了李家在遼東的影響力。李成梁一生的功過，伴隨著遼東邊疆的風雲變幻，成為了後世評說的焦點，其在遼東的治理與決策，至今仍被歷史學家所研究與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