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王朱常洵，執意為其爭取豐厚的王府莊田，引發了長達數年的福王莊田之爭，進一步加劇了朝野的對立。

其間，梃擊案的發生，即一名自稱張差的男子闖入太子居住的慈慶宮，事件背後是否涉及宮廷陰謀，一度引發軒然大波。朱翊鈞迅速將此事定性為“瘋癲奸徒”的個人行為，避免了事態的擴大，但這同樣暴露了他對於朝政的疏離和對潛在危機的迴避態度。

自萬曆十七年（1589年）起，朱翊鈞徹底停止接見朝臣，導致內閣出現“人滯於官”、“曹署多空”的局面，朝政陷入癱瘓。他對於財富的追求也不減當年，親政後不僅查抄了馮保、張居正的家產，還派遣宦官作為礦監稅使，四處搜刮民財，加重了民間的負擔。

隨著時間推移，朱翊鈞的怠政行為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批評。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謝傑直言皇帝的政事荒廢，指出親政後的朱翊鈞在諸多方面都不如即位初期。而朝臣們對於皇帝的面見機會愈發稀少，甚至有新入內閣的大臣未曾見過皇帝真容，只能透過數太陽影子來消磨時光。

儘管如此，朱翊鈞的統治後期並未出現宦官之亂、外戚干政或嚴嵩式奸臣橫行的現象，表明他仍透過某種方式控制著朝局，特別是在面對日軍侵擾朝鮮、女真入侵等重大國事時，他仍然有所作為。這反映出即使在長期不上朝的情況下，朱翊鈞依然保持著對國家大事的關注，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政局掌控力，儘管這種控制方式遠非理想，卻也避免了王朝的徹底崩潰。

六、擅長書法

明神宗朱翊鈞不僅是一位在位時間最長的明朝皇帝，也是歷史上著名的書法家之一。自幼年起，他就展示出了對書法的濃厚興趣和天賦，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家學淵源和輔臣的教育薰陶。神宗的母親，慈聖皇太后，本身就是一位書法愛好者，她的影響無疑為神宗的藝術之路鋪墊了基石。而輔臣張居正等人在安排的皇家教育課程中，特別注重書法的訓練，使用《大寶箴》作為影格，這不僅鍛鍊了神宗的書寫技巧，也培養了他對書法藝術的深厚情感。

神宗對書法的熱愛，體現於他偏好書寫大字的習慣。即位之初，他便以“好為大書”著稱，經常有內侍環繞左右，請求獲得皇帝的御筆墨寶。萬曆二年（1574年），神宗贈予張居正“宅挨保衝”四字，賜予呂調陽“同心夾輔”四字，以及六卿每人一幅“正己率屬”的書法作品。同年閏十二月，他又親筆書寫了“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八個大字贈予張居正，這些作品無不顯示出他深厚的書法功底和大氣磅礴的藝術風格，即便是前代擅長書法的帝王，也難與之媲美。

除了對書法的個人愛好，神宗還積極推動了草書的普及。在萬曆年間，由於他的倡導，草書入門書籍《草書百韻歌》廣為流傳，幾乎是士子家庭的必備之物。其中，有一種特別珍貴的版本，即“萬曆十二年神宗御製序、跋本”，這份版本不僅包含了神宗親自撰寫的序言和跋文，更因其稀缺性和歷史價值而備受藏家珍視。

七、結語

朱翊鈞的一生，是明朝由盛轉衰的歷史縮影。他的統治見證了明朝的最後輝煌與不可避免的衰落。從“萬曆中興”到怠政帶來的國力衰退，朱翊鈞的統治史，是歷史學家探討王朝興衰、個人與國家命運關係的經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