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導致糧食歉收，加劇了社會的不穩定。陝西、中原等地災情尤為嚴重，而朝廷的苛捐雜稅卻未見減輕，使得民眾生活雪上加霜。崇禎元年（1628年），陝西澄城的王二起義拉開了明末農民戰爭的序幕，各地農民、邊鎮逃兵、被裁撤的驛卒紛紛加入，形成所謂的“流寇”。

朱由檢任命楊鶴為陝西三邊總督，採取以撫為主的政策，試圖平息民變。楊鶴透過招安政策暫時安撫了一些起義者，但根本的社會矛盾並未解決，許多起義者因安置不當而再度起義。崇禎四年（1631年），神一魁在被招安後不久即叛，朱由檢因此罷免楊鶴，改任洪承疇為主剿的陝西三邊總督。起義軍在洪承疇的鎮壓下，於崇禎五年（1632年）轉戰山西，而後在盧象升等人的鎮壓下，又轉進河南，攻城掠地。崇禎七年（1634年），起義軍在陳奇瑜的招安下短暫停歇，但不久後又逃脫圍困，形勢愈發嚴峻。

同時，明朝與後金的戰事持續升級。己巳之變後，皇太極調整戰略，一方面削弱遼西明軍據點，一方面頻繁入塞掠奪。崇禎四年（1631年），大淩河城陷落，孫承宗引咎辭職。更嚴重的是吳橋兵變，孔有德、耿仲明等叛亂，不僅削弱了明軍實力，還將紅夷大炮技術帶給了後金，加強了其戰鬥力。崇禎九年（1636年），皇太極稱帝，國號大清，年號崇德，正式與明朝抗衡。同年，清軍入塞，掠奪京畿，留下“各官免送”的侮辱性木牌，極大地打擊了明朝計程車氣。

為應對內外危機，朱由檢起用楊嗣昌，後者提出“四正六隅十面網”戰略，試圖圍剿起義軍，同時主張與清議和，以集中力量對付農民起義。然而，議和之事因群臣反對而拖延，皇太極趁機再次發兵入塞，導致盧象升戰死，孫傳庭下獄，洪承疇調任薊遼總督，這給了李自成、張獻忠喘息之機。李自成攻陷洛陽，張獻忠破襄陽，局勢進一步惡化。楊嗣昌因戰事不利而憂懼而死，朱由檢雖感惋惜，但並未追究其責任，轉而以丁啟睿為督師，繼續圍剿起義軍，但局勢已難以挽回。

六、局勢惡化

崇禎十四年（1641年）之後，明朝的內外局勢急轉直下，進入了全面崩潰的邊緣。自然災害的頻發，特別是河南地區的饑荒和疫情，導致大量饑民加入李自成的隊伍，使李自成的勢力迅速壯大，開始被稱為“闖王”。知識分子如牛金星、宋獻策等的加入，進一步增強了李自成的軍事和政治實力。李自成的軍隊連續攻城掠地，多次圍攻開封，儘管明軍有傅宗龍、孫傳庭等將領的抵抗，但最終還是難以抵擋李自成的攻勢。李自成的勝利，不僅在於軍事上的優勢，更在於其提出的“三年免徵、一人不殺”的口號，贏得了民心，使得“闖王來時不納糧”的民謠廣為流傳。

與此同時，對清的戰局同樣惡化。皇太極連年侵擾遼西，圍困錦州，明軍在洪承疇的帶領下，雖有幾次短暫的勝利，但最終在松山戰役中大敗，洪承疇被俘（後降清），錦州、杏山、塔山相繼失陷，明軍損失慘重。朱由檢曾試圖與清議和，但因和議洩露，再次引發朝臣反對，導致兵部尚書陳新甲被處死，和議破裂。皇太極藉此機會第六次入塞，大肆掠奪後安然退兵，明朝損失慘重，人心渙散。

內外戰事的接連失利，加上朝野上下對局勢的悲觀情緒，使得明朝的統治根基搖搖欲墜。崇禎十六年（1643年），北京城中人心浮動，守城士兵的鬥志全無，朝廷的威信降至冰點。朱由檢下令懸賞李自成和張獻忠的首級，但此時明軍可用之兵寥寥，左良玉的軍隊雖有二十萬之眾，卻無法有效對抗起義軍，反而四處劫掠，威脅南京。張獻忠攻陷武昌，建立大西政權，李自成在襄陽稱王，初步建立了政權，其影響力進一步擴大。

在這樣的背景下，朱由檢將最後的希望寄託在孫傳庭統率的秦兵上，任命他為督師，出潼關以消滅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