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果，被趕走的土司及其武裝力量仍然不斷地煽動土著居民發動叛亂，導致局勢反覆無常。

叛亂的苗民佔領了已經歸流的古州、臺拱、黃平等地，幷包圍了都勻府的丹江、凱里等地。面對這一嚴峻形勢，雍正帝不得不調動廣東和四川的軍隊，配合鄂爾泰鎮壓叛軍，並派遣了“撫苗大臣”張照從京城趕來協助“會剿”。然而，張照在前線的表現並不理想，他不僅未能有效平息叛亂，反而向雍正帝秘密報告，指責鄂爾泰的“改土歸流”策略存在根本性的錯誤，認為這種做法不僅未能安撫民心，反而引發了更多的內部衝突。

面對張照的批評，鄂爾泰並未動搖，他在上疏中坦承自己在執行過程中存在不足，但堅決不認為“改土歸流”的基本方針是錯誤的。鄂爾泰堅信只有透過改革才能實現長久的穩定和發展。最終，在罷免了張照之後，雍正帝重新任命張廣泗負責鎮壓叛亂，經過一系列艱苦的鬥爭，終於使苗疆地區的流官制度得以確立，實現了對這一區域的有效管理和控制。

五、安定湖川

在雲貴地區“改土歸流”工作取得顯著進展的同時，鄂爾泰的目光也轉向了兩湖（湖南、湖北）地區。與雲貴不同的是，兩湖地區的土司與漢族居民混居，土司們對流官制度已有一定的瞭解和接觸，因此“改土歸流”的推進相對順利。許多土司看到大勢所趨，主動要求歸附中央政府，接受流官制度。

然而，也有一些土司選擇了抵抗。例如，湖北容美的土司田如就拒絕改流，這迫使雍正帝下令鄂爾泰採取軍事行動。鄂爾泰派遣軍隊進剿，田如在內外交困之下，失去了支援，最終自縊身亡。田如的死亡不僅標誌著其勢力的終結，也促使容美地區順利過渡到流官治理的新體制下。

與此同時，在四川的寧遠、峨邊、馬邊、雷波等地，土司制度同樣給當地的彝民帶來了深重的苦難。這些地區山巒連綿，彝族人民世世代代在這裡生活勞作，但由於土司的壓迫，他們的生活極其悲慘。四川的軍政長官在面對彝民區的“改土歸流”時表現出畏難情緒，遲遲沒有采取行動。然而，隨著雲貴地區“改土歸流”的成功案例逐漸顯現，四川的官員們受到了鼓舞，開始效仿雲貴的經驗，派兵進入彝區，逐步在沙馬、雷波、吞都、黃螂、建昌等地實施了“改土歸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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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爾泰在“改土歸流”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他不僅在關鍵時刻上書，提出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還親自制定了具體的 改 流 方針，並在實踐中不斷調整和完善。鄂爾泰深知，這項改革不僅需要軍事上的強力推進，還需要細緻的政策設計和周密的社會動員。他倡導的“改土歸流”不僅僅是一次行政制度的變革，更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它打破了原有的封建割據狀態，加強了中央對邊疆地區的控制，促進了民族間的交流與融合。

六、晚年

雍正六年（1727年），鄂爾泰的官職再度提升，他被任命為雲貴廣西三省總督，統管這三個省份的事務。這一任命不僅體現了雍正帝對鄂爾泰的信任，也反映了他在“改土歸流”工作中取得的成績。次年，鄂爾泰又獲得了少保的加銜，進一步鞏固了他在朝中的地位。

雍正十年（1732年），鄂爾泰被召回京城，擔任保和殿大學士，成為內閣的首席輔政大臣。這一職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表明他在朝中的影響力達到了頂峰。同年，由於他在“改土歸流”方面的卓越貢獻，鄂爾泰被晉封為伯爵，這不僅是對他個人成就的認可，也是對其家族榮譽的一種表彰。

同年，由於清政府在西北地區面臨軍事挑戰，鄂爾泰又被委以重任，出任三邊經略，前往陝甘前線督師。儘管他在前線的時間不長，但他的經驗和威望對穩定軍心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