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入仕途

孫嘉淦早年家境貧寒。 [1]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孫嘉淦考中進士，自此步入仕途，任庶吉士，隨後擔任翰林院檢討一職。

二、敢言直諫

雍正帝即位初期，朝堂之上瀰漫著一種謹慎和壓抑的氛圍，許多大臣因為懼怕觸怒這位新君而選擇沉默。雍正帝的性格複雜且難以捉摸，使得朝臣們在提出建議時尤為小心，生怕一言不合便會招致不測。然而，在這樣的背景下，孫嘉淦卻展現出了非凡的勇氣和堅定的原則性。

孫嘉淦上書雍正帝，建議他“親近兄弟、停止納捐、西北收兵”。這份奏摺並非簡單的政務建議，而是觸及到了雍正帝統治理念的核心問題。首先，“親近兄弟”暗指雍正帝應當改善與兄弟之間的關係，這可能是在暗示雍正帝在即位過程中可能存在的爭議；其次，“停止納捐”則是針對當時朝廷財政中的一些弊端，希望減少腐敗現象；最後，“西北收兵”則是對雍正帝軍事政策的一種挑戰，主張停止在邊疆地區的軍事活動，以減輕百姓負擔。

這樣的直言不諱無疑觸動了雍正帝的敏感神經，一時間，朝廷上下為之震驚。雍正帝起初憤怒異常，甚至準備嚴厲懲罰孫嘉淦。然而，輔臣朱軾的幾句緩和之言卻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朱軾認為，孫嘉淦雖有狂妄之舉，但卻顯露出非同一般的膽識，這種評價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雍正帝的怒氣。雍正帝在思考片刻之後，非但沒有懲罰孫嘉淦，反而對其表示讚賞，稱自己也佩服其膽量。

這一舉動展示了雍正帝作為一個君主的包容性和深思熟慮。他意識到，一個敢於直言的大臣對於國家來說是一筆寶貴的財富，這樣的忠言雖然刺耳，卻是國家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於是，雍正帝決定召見孫嘉淦，並且提升了他的官職，任命他為國子監司業，負責教育事務，表明了對孫嘉淦能力和膽識的認可。

隨著時間的推移，孫嘉淦逐漸在朝廷中站穩腳跟。雍正四年（1726年），他被任命為國子監祭酒，負責管理國子監的日常運作。到了雍正六年（1728年）正月，孫嘉淦又被賦予了更重大的責任——署理順天府尹。這個職位意味著他不僅要繼續承擔國子監的職責，還要管理京城周邊的重要行政區域。

三、新帝重用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隨著雍正帝的駕崩，乾隆皇帝即位，標誌著清朝進入了新的時代。新帝即位之初，朝中人事變動頻繁，各路英才紛紛被啟用，以圖鞏固新君的地位。在這場人事調整中，孫嘉淦因其以往的忠誠與直諫精神受到了乾隆帝的重視。

九月，孫嘉淦被任命為吏部侍郎，這意味著他將參與到朝廷人事的選拔與考核之中，這對於確保官員隊伍的廉潔高效至關重要。緊接著，在十一月，他又被授予都察院左都御史之職，同時仍然保留著吏部侍郎的身份。這兩個職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吏部侍郎負責全國官吏的選拔和考核，而都察院左都御史則是監督百官的最高監察官，可見乾隆帝對孫嘉淦的信任之深。

不久之後，孫嘉淦再次上疏，這一次他的奏摺聚焦於君主的“三習一弊”。所謂“三習”，是指皇帝可能養成的三種不良習慣或傾向，而“一弊”則是指這些習慣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孫嘉淦的奏摺直接且深刻地指出了新皇帝可能面臨的潛在問題，這是對皇帝個人品質和執政能力的一種提醒。這種敢於直陳 天 聽 的精神，在當時的朝堂上是非常罕見的。乾隆帝看到孫嘉淦的奏摺後，非但沒有生氣，反而對其深感讚賞，認為孫嘉淦是一位忠心耿耿、敢於擔當的大臣。因此，孫嘉淦被提升為刑部尚書，進一步彰顯了他在新朝中的重要地位。

在擔任刑部尚書期間，孫嘉淦繼續秉持公正無私的原則。有一次，河南鄭州發生了一樁複雜的冤案，案件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