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社會弊病的深刻認識。他認為，當時的社會風氣已經變得懈怠，各種弊端叢生，如果不及早糾正，將會導致更嚴重的後果。為此，他要求大學士、尚書、侍郎等高階官員就政事中的應行應革事項進行密奏，以便及時發現問題並採取措施。在雍正元年（1723年）元旦，他向地方各級文武官員釋出了上諭，強調古代的忠臣都是透過切實可行的措施來實現興利除弊的目標，以此號召官員們積極投身於國家和民眾利益的改革之中。

雍正帝的改革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幾點：

反對因循苟且：雍正帝認為，當時的人們已經習慣了敷衍了事，如果不對這種現象進行整治，將會導致更多的問題。他明確表示反對“因循玩愒”，即因循守舊、得過且過的態度，並批評那些認為改革是“多事”的人是“淺見無知”。

整頓吏治，以利民生：雍正帝深知官員腐敗對國家的危害，他在元旦上諭中指出，許多官員為了個人利益而犧牲公職，這種行為必須得到糾正。他希望透過整頓吏治，提高政府效率，最終達到富國裕民的目的。

反對朋黨：雍正帝認識到朋黨之間的鬥爭會破壞朝政的統一性和君主的權威。朋黨間的互相攻擊、任用私人不僅會失去正常用人原則，還會干擾君主的用人權。因此，他決心清除朋黨勢力，尤其是那些基於科甲出身官員的師生同年的宗派關係。

雍正帝在具體改革措施上也採取了果斷行動。雍正元年（1723年），他接受了山西巡撫諾岷的建議，推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制度。前者是指將地方官員徵收的額外稅款（ 耗 羨 ）上繳國庫，以增加中央財政收入，並限制地方官員的橫徵暴斂；後者則是透過發放養廉銀的方式，鼓勵官員廉潔自律，減少貪腐行為。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針對康熙末年各地嚴重的虧空問題，決定進行全面清查。對於貪汙腐敗的官員，他下令立即抄家追贓，並規定民間拖欠的款項必須在短時間內分期繳納。同時，他還規定地方若有虧空，必須在三年內補足，否則將面臨嚴厲的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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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執政中期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開始籌劃對準噶爾部的大規模軍事行動。準噶爾部一直是清朝西北邊境的一大隱患，與清朝在西藏、新疆等地的利益衝突不斷。雍正七年（1729年），他任命嶽鍾琪為寧遠大將軍，負責西路的軍事行動；傅爾丹為靖邊大將軍，負責北路的軍事行動。然而，這次軍事行動並未如願取得預期的效果，前線接連失利，雍正帝不得不囚禁嶽鍾琪，並頻繁更換北路軍營的將領。最終，雙方都無法繼續支撐這場戰爭，轉而開始了談判。雍正帝原本希望一舉消滅準噶爾部，但未能實現目標。究其原因，主要是雍正帝及其將領們在戰前過於自信，低估了敵人的實力。

為了更好地應對西北的軍事衝突，雍正帝在雍正七年（1729年）設立了軍機處。軍機處是一個專門協助皇帝處理軍務的重要機構，設有軍機大臣。雍正帝從大學士、尚書、侍郎以及親貴中挑選了一批忠誠可靠的大臣擔任軍機大臣，如怡親王胤祥、大學士張廷玉、戶部尚書蔣廷錫、大學士鄂爾泰等。此外，還有軍機章京，由內閣、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門中的官員兼職擔任。軍機處沒有固定的官員編制，也沒有正式的辦公場所，只有靠近雍正寢宮養心殿的一個值班房，便於軍機大臣隨時被召見議事。這種設定使得軍機處成為一個非常靈活且高效的機構。

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雍正帝也強化了思想統治，透過大興文字獄來打擊異見分子。雍正七年（1729年），前工部主事陸生楠因撰寫《通鑑論》十七篇，討論封建、建儲、兵制、君臣關係等敏感話題，被認為是在借古諷今，影射當朝的朋黨之爭。雍正帝認為陸生楠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