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私留捐銀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亶望調任甘肅布政使，他的到來並非帶來了新的治理理念或是改善民生的實際行動，而是開啟了一段利用職權進行大規模貪汙的歷史。在他上任之初，正值朝廷下令肅州、安西兩地可以按照舊例收取民眾捐納的糧食，以此作為換取國子監生資格的條件。這一制度原本是為了鼓勵民間儲備糧食，並給予那些無法透過科舉考試的人一條獲取學位或官職的道路。然而，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做法因種種弊端而被停止執行。

但王亶望並沒有遵循這一停止命令，反而與當時的總督勒爾謹商議，決定繼續推行這一制度。他們以內地倉庫儲糧不足為藉口，命令各地州縣重新開始收取捐納。更進一步的是，他們改變了捐納的形式，不再接受實物如豆麥等糧食，而是改為收取銀兩，也就是所謂的“折色”。這種轉變使得原本應該用於公益事業的資金直接流入了個人腰包。

為了掩蓋自己的行為，王亶望還捏造了甘肅地區遭受旱災的情況，謊報需要大量的糧食來進行賑災救濟。實際上，這些透過捐納所獲得的銀兩並沒有被用來救濟百姓，反而被王亶望及其同夥們私分。從總督到各個層級的地方官員，幾乎無一倖免地參與了這場分贓遊戲，而王亶望自然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

這一系列的不法行為持續了大約半年的時間。在此期間，王亶望上報中央的資料異常龐大，聲稱已收到一萬九千人的捐納申請，共計捐納了八十二萬石的糧食。這樣的數字顯然超出了常理，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於是，乾隆帝提出了“四不解”的質疑，即為何甘肅這樣一個貧困且土地貧瘠的地方會有如此多的人願意捐納，以及如此多的糧食是如何被處理的等問題。

面對朝廷的質疑，勒爾謹等人並沒有選擇坦白，而是繼續編織謊言，試圖矇混過關

二、鋪張奢侈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王亶望因其在甘肅的“政績”被擢升為浙江巡撫。然而，他的升遷並未改變其一貫以來的貪婪與奢靡作風。在乾隆四十五年，當乾隆皇帝第五次南巡時，王亶望負責接待工作，他為了討好皇帝，竟然不惜花費大量公帑來裝飾沿途建築，佈置華麗的場景迎接聖駕，這種鋪張浪費的行為遠遠超出了正常的接待規格。

乾隆帝對此表示不滿，並明確指出，南巡的目的在於瞭解民情風俗，而非享受奢華的遊覽。他對王亶望過度奢華的接待方式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並告誡說：“南巡只是體察民情風俗，不是遊玩觀景，今添建屋宇，張燈結綵，朕實所不取。”這表明乾隆帝對於官員應當秉持節儉原則的態度十分堅決。

不久之後，王亶望的母親去世，按照當時的禮儀制度，官員應當辭官回家守孝。然而，王亶望並未遵守這一傳統習俗，而是上書請求在完成百日的喪期後，繼續留在浙江處理海塘工程。乾隆帝考慮到海塘工程的重要性及王亶望的專業能力，特許了他的請求。

然而，事情並沒有因此平息。在乾隆四十五年，浙江巡撫李質穎入朝面見乾隆帝，並在討論海塘工程進展時與王亶望產生了分歧。李質穎直言不諱地批評了王亶望在母親去世後沒有遣散家眷回鄉守喪的行為，認為這是對傳統禮節的極大不敬。乾隆帝聽聞此事後，對王亶望的行為感到憤怒，認為其行為狂妄且逾越了禮法，於是下達旨意斥責王亶望，並將其解職，但仍允許他在海塘工程中繼續發揮作用。

三、虛銷賑粟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隨著大學士阿桂奉命前往浙江勘察海塘工程，一系列涉及地方官員的貪汙問題逐漸浮出水面。阿桂在考察過程中發現杭嘉湖道王燧和嘉興知府陳虞盛利用職務之便，以“大差”為名進行貪汙舞弊活動。所謂“大差”，通常指的是由於突發事件或特殊任務導致的額外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