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身與早年經歷

愛新覺羅·耆英，字介春，是清朝宗室成員，隸屬於滿洲正藍旗。他的父親祿康，在嘉慶年間擔任過東閣大學士，這使得耆英自幼便在一個顯赫的家庭環境中成長。由於是宗室成員，耆英得以透過廕生制度進入仕途，並在嘉慶年間被任命為宗人府主事，隨後逐漸升遷至理事官等職務。

二、仕途發展與政績

在道光年間，愛新覺羅·耆英憑藉其宗室身份和家族背景，加上自身的努力與才能，逐步在清朝的官僚體系中嶄露頭角。道光元年（1821年），耆英以廕生的身份進入宗人府擔任主事，這是一個專為皇族成員設定的職位，也是他步入官場的第一步。此後，他不斷晉升，先是被任命為理事官，這表明他在處理日常政務方面已經展現出了較高的能力。

到了道光二年（1822年），耆英被提拔為理藩院侍郎，這個職位意味著他將負責與蒙古、西藏等邊疆民族的事務，這對於鞏固清朝對這些地區的統治具有重要意義。不久之後，他又轉任兵部侍郎，繼續發揮他在軍事和行政方面的才能。

道光四年（1824年），耆英參與了將部分宗室閒散人員移駐雙城堡的工作，這是清廷為了加強邊疆地區防禦力量而採取的一項措施。在執行這項任務過程中，耆英表現出了良好的組織能力和協調能力，這也為他贏得了上級的信任。

隨後，他在道光五年（1825年）被任命為內務府大臣，這個部門主要負責皇家財產管理和宮廷日常運作，是一項非常重要且複雜的職務。在接下來的幾年裡，耆英又相繼擔任了工部和戶部尚書，這兩個部門分別負責工程建築和技術革新以及財政管理，是清朝政府運轉不可或缺的部分。

道光七年（1827年），耆英成為步軍統領，負責北京地區的治安工作，這是他首次涉足軍事領域的重要職務。四年後，即道光九年（1829年），他更進一步，被提升為禮部尚書，同時還管理著太常寺、鴻臚寺和太醫院等機構，顯示了他在文化、宗教和社會福利方面的廣泛影響力。此外，他還兼任了都統的職務！

三、鴉片戰爭時期的作為

鴉片戰爭期間，耆英的角色變得尤為關鍵。隨著戰爭的爆發，清廷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尤其是在與西方列強的交涉中顯得力不從心。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廷在與英國的衝突中處於不利地位，亟需尋找一個能夠有效溝通並結束戰爭的人選。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耆英被任命為廣州將軍，並獲得了欽差大臣的身份，肩負起了與英國談判的重任。

當時，英軍已經佔領了長江下游的重要城市，並威脅到南京的安全。面對這樣的形勢，清廷決定派遣耆英前往前線進行談判。耆英深知此時的清廷無力繼續戰爭，因此在談判桌上採取了相對妥協的態度。他意識到，只有透過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才能避免進一步的損失。

在與英國代表的交涉過程中，耆英表現出了相當高的外交技巧。他試圖平衡國內保守勢力與外部壓力之間的矛盾，一方面要儘量減少清廷的損失，另一方面也要確保能夠與英方達成協議。經過多次的磋商，雙方最終在南京達成了共識，耆英代表清廷與英國代表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簽署了《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的內容主要包括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個港口城市為通商口岸，割讓香港島給英國，賠償英方軍費和商欠共計2100萬銀元，並規定了關稅稅率等內容。這一條約的簽訂，雖然暫時結束了鴉片戰爭，但也標誌著中國從此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階段，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造成了嚴重影響。

四、後期的爭議與結局

儘管耆英在處理鴉片戰爭期間的外交事務時採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