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這種故事也就帶點幽囚恐怖症的意味。

本文的主旨，不是談張愛玲，也不是談航海小說，而是在談小說裡幽閉、壓抑的情調。家庭也好，海船也罷，對個人來說，是太小的囚籠，對人類來說，是太小的噩夢。更大的噩夢是社會，更準確地說，是人文生存環境。假如一個社會長時間不進步，生活不發展，也沒有什麼新思想出現，對知識分子來說，就是一種噩夢。這種噩夢會在文學上表現出來。這正是中國文學的一個傳統。這是因為，中國人相信天不變道亦不變，在生活中感到煩躁時，就帶有最深刻的虛無感。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明清的筆記小說，張愛玲的小說也帶有這種味道：有憂傷，無憤怒；有絕望，無仇恨；看上去像個臨死的人寫的。我初次讀張愛玲，是在美國，覺得她怪怪的。回到中國看當代中青年作家的作品，都是這麼股味。這時才想到：也許不是別人怪，是我怪。

所謂幽閉型別的小說，有這麼個特徵：那就是把囚籠和噩夢當作一切來寫。或者當媳婦，被人煩；或者當婆婆，去煩人；或者自怨自艾；或者顧影自憐。總之，是在不幸之中品來品去。這種想法我很難同意。我原是學理科的，學理科的不承認有牢不可破的囚籠，更不信有擺不脫的噩夢。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無能。舉例來說，對數學家來說，只要他能證明費爾馬定理，就可以獲得全球數學家的崇敬，自己也可以得到極大的快感，問題在於你證不出來。物理學家發明了常溫核聚變的方法，也可馬上體驗幸福的感覺，但你也發明不出來。由此就得出這樣的結論，要努力去做事，拼命地想問題，這才是自己的救星。

懷著這樣的信念，我投身於文學事業。我總覺得一門心思寫單位裡那些爛事，或者寫些不愉快的人際衝突，不是唯一可做的事情。舉例來說，可以寫《愛麗絲漫遊奇境記》這樣的作品，或者，像卡爾維諾《我們的祖先》那樣的小說。文學事業可以像科學事業那樣，成為無邊界的領域，人在其中可以投入澎湃的想象力。當然，這很可能是個餿主意。我自己就寫了這樣一批小說，其中既沒有海船，也沒有囚籠，只有在它們之外的一些事情。遺憾的是，這些小說現在還在主編手裡壓著出不來，他還用一種本體論的口吻說道：他從哪裡來？他是誰？他到底寫了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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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最初發表於1996年第8期《博覽群書》雜誌。

文明與反諷（1）

據說在基督教早期，有位傳教士（死後被封為聖徒）被一幫野蠻的異教徒逮住，穿在烤架上用文火烤著，準備拿他做一道菜。該聖徒看到自己身體的下半截被烤得滋滋冒泡，上半截還紋絲未動，就說：喂！下面已經烤好了，該翻翻個了。烤肉比廚師還關心烹調過程，聽上去很有點諷刺的味道。那些野蠻人也沒辦他的大不敬罪——這倒不是因為他們寬容。人都在烤著了，還能拿他怎麼辦。如果用棍子去打、拿鞭子去抽，都是和自己的午餐過不去。烤肉還沒斷氣，一棍子打下去，將來吃起來就是一塊淤血疙瘩，很不好吃。這個例子說明的是：只要你不怕做烤肉，就沒有什麼阻止你說俏皮話。但那些野蠻人聽了多半是不笑的：總得有一定程度的文明，才能理解這種幽默——所以，幽默的聖徒就這樣被沒滋沒味的人吃掉了。

本文的主旨不是拿人做烤肉，而是想談談反諷——照我看，任何一個文明都該容許反諷的存在，這是一種解毒劑，可以防止人把事情幹到沒滋沒味的程度。誰知動筆一寫，竟寫出件燒烤活人的事，我也不知道是為什麼。讓我們進入正題，且說維多利亞女王時期，英國的風氣極是假正經。上等人說話都不提到腰以下的部位，連褲子這個字眼都不說，更不要說屁股和大腿。為了免得引起不良的聯想，連鋼琴腿都用布遮了起來。還有樁怪事，在餐桌上，雞胸脯不叫雞胸脯，叫做白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