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好啊。什麼時候我們能收藏這幅畫？”茜西急不可耐地問我。

“很抱歉，”我說，“如果說真有達利傑作存在的話，這就是其中之一了。不幸的是，你們不能收藏它，現在還不行。你們必須有耐心。這幅畫借給美國一家頂級博物館展出。等這次展覽結束了，它將運往巴黎的保羅·理查德基金會、格拉斯哥藝術畫廊、蘇格蘭的博物館和東京南明奈藝術博物館，最後它將在菲格拉斯的達利博物館作它的西班牙首展。”我搖了搖頭，“不錯，需要花很多時間，有很多事情要做。但請你們不要擔心。在你們跟我談話的此時此刻，你們手裡已經擁有了財富。想象一下……你們的畫將在全世界的博物館目錄上登出彩色照片。《國際先驅論壇報》和法國《世界報》，還有日本的什麼什麼時報，都將報道這幅畫並讚美它。它將出現在各地的電視上。成千上萬的藝術愛好者將目睹它的風采。你們現在付一百萬美元。等到這些展覽都結束了，你們這幅達利油畫的價值將增長三倍。”

他們面面相覷，不敢相信我的話。

“你這麼想嗎？”

“不是想，我從不憑空瞎想。我有把握。”

“那得等到什麼時候？”

“兩三年吧？也許得四年。”

我可以看到他們的臉上流露出既貪婪又失望的神情。

“現在就把這幅畫給我們！”他們急切地說。

我必須做點什麼了。不得不賭一把且速戰速決。我把一捆嶄新的美鈔裝進口袋，把剩下的一捆捆錢塞進辦公桌最上面的抽屜裡和碼在桌上。我把那本達利作品博物館收藏目錄給了那男的，光滑的頁面上印有那幅油畫。

“我他媽的拿這本書有什麼用？”牛仔褲製造商喊道。

我用力撕下博物館收藏目錄上的那幅《最後的晚餐》，把這張光滑的有點皺巴的紙遞給這兩位新擁有它的人。

“把它鑲在鏡框裡，”我說，“好好欣賞欣賞。”

達利的騙局　二（1）

我緊張得要命。一百萬美元啊。即使在那個時代也是一大筆錢，其中10％歸我，這樣的收入可是前所未有。此時我的收入已是當年做《全景》週刊的好萊塢記者時的15倍，還有慷慨的個人花銷補貼。我把歸我的佣金存進我的安特衛普銀行賬戶。至於其他的錢，我想盡快存進一家免稅的日內瓦銀行。我們公司的總部就設在日內瓦機場附近的一個豪華辦公區，在平坦的樓頂上，巨大的、用燈裝飾的IIC標誌離得老遠就能看見，從事人們常說的—銷售業務。大樓裡主要的　IIC辦公室實際上只是一個小房間，只有一部電話、一張桌子和兩張廉價的“宜家”牌子的椅子。

我們總裁做事雷厲風行。他向當地最好的熟食店訂了三十份火腿乳酪三明治（公司裡的女打字員和女秘書也要跟著旅行），與一家滿足本地商業社群需求的飛機租借公司談妥租用飛機事宜。不到半個小時，一架外形優美的“利爾噴氣”就載著我們從安特衛普飛往瑞士。走私錢容易得就像運送蘋果餡餅。我把成捆的錢塞進一個帶輪子的“新秀麗”名牌手提箱裡，箱子沉重，簡直就是一路推到了飛機上。

箱子在鋪柏油的碎石路面上咯咯咔咔順利前行，因為私人飛機在任何地方都易於逃避邊境監控規定的管束。飛機駕駛員所需要提交的就是一份署名的宣告：據他所知，登機的人中沒有人患有傳染性疾病。我們的航程不到一個小時。我們從機場乘計程車去了日內瓦四百家銀行中的一家，把錢存進了一個瑞士編號的賬戶。不用說，這筆錢就永遠銷聲匿跡了。

到達一個小時後，我們擠在總部那個房間裡準備用午餐。咖啡和威士忌都端進來了，可沒有三明治。

“該死的！我們忘了取三明治了！”一個秘書嚷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