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任他擔任海軍高階顧問和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參議等職，加以籠絡的監視。在得知袁世凱打算復辟帝制後，程璧光內心非常苦悶，曾在給朋友的書信中寫下了“惟時事不佳，實足令人厭世，恨不得早死為快也……”的詞句。

在中華帝國建立後，程璧光和段祺瑞一樣，選擇了稱病辭職，袁世凱倒也沒有太過為難他，而是放他回了廣東老家。回家後的程璧光本打算從此不問世事，但在中華革命黨於廣東發動反對袁世凱的起義之後，接到革命黨領袖邀請的程璧光還是選擇加入到了起義隊伍中來。

但令程璧光始料未及的是，這場看似轟轟烈烈的反對袁世凱的中華帝國的起義，和他原來想象的卻是大相徑庭。

在廣東革命軍政fu成立不久，便開始了大舉北伐，滇桂省的援軍也陸續開到了廣東，支援革命軍北伐，在將龍濟光部逐出廣州之後，為了應對可能到來的北洋軍的大規模反撲，革命黨人開始大舉擴軍，廣州及附近一帶地區一時間各路軍隊雲集，計有由滇軍、桂軍組成的“西路討賊軍”，粵軍許崇浩部的“東路討賊軍”，還有各類經改編后冠以“中華救**”、“中央直轄軍”（說白了就是土匪改編的），總計不下20萬餘人，這當中還不包括各種名目的“民軍”。這些軍隊藉口餉械無著，將所在駐地的稅收自行截收，以充伙食。一軍作俑，他軍效尤，於是廣東全省的收入，為軍隊所截收殆盡，絲毫不歸省庫。特別是佔據了廣州及廣九、廣三、粵漢鐵路沿線富庶之地的滇、桂軍，擷取當地稅收，導致廣東的財政稅收體系受到嚴重衝擊，各項主要稅收均呈銳減之勢。

而為了籌集北伐的軍費，滿足大兵壓境的需要，廣東革命軍政fu採取“軍事優先”的財政政策，大肆向民間搜刮。革命軍政fu開始經常xing的向廣州市的商人和鄰近各縣緊急攤派軍費。在北伐開始不久，廣東革命軍政fu便要求各商會和慈善機構5天之內分別籌集60萬元軍費，要求絲綢、當鋪商人分別“捐贈”緊急軍費40萬元和20萬元。廣東革命軍政fu財政廳還下令所有地方稅和厘金分別增加20％和50％，每5天繳付一次。不久，廣東革命軍政fu又下令東莞、番禺、香山、新會和順德的沙田早稻每畝徵收2角特別軍費。兩月後又令較富裕的香山、南海、番禺、順德、新會、台山、鶴山和開平等縣每日須解款800至3000元到省城，以應“軍事急需”。可能是覺得這樣做還不解渴，為了徵集更多的軍費，革命軍政fu還下令全省預徵下一年的錢糧，隨後又令省署管轄下的各地區行政長官半個月內籌集緊急軍費20萬元，各地分別按地區大小分別籌集500至2000元不等。不久廣東省財政廳又下令在新會縣一次xing徵收“葵畝捐”，每畝收1元或按3000把葵扇計1畝徵收。；

除了這些等於直接明搶的徵稅辦法之外，廣東革命軍政fu還想出各種五花八mén的間接辦法另闢財源，一是放開賭禁和菸禁。由於廣東民間一向賭風甚熾，賭稅收入因此成為政fu稅收很重要一部分。滇桂聯軍入粵後，迅即劃地為牢，開放賭禁，收取賭稅。特別是滇軍，佔據賭博最盛行的廣州、佛山一帶坐收賭餉，其中最大宗的是每月約100萬元的“番攤賭稅”。廣東革命軍政fu為了籌集軍費，公開使其合法化，設立了專mén的“籌餉局”，其主要餉源就是“番攤賭稅”。“籌餉局”的職能就是將分散的賭稅集中管理。滇桂軍入粵後，藉口軍費無著，公開買賣鴉片，並公然以煙土代餉，每兩折價2元至3元不等。

除了開放賭禁菸禁，廣東革命軍政fu還採取了拍賣、舉報官產、公產的辦法增加收入。所謂官產、公產，前者指的是珠江沿岸日漸淤積形成的土地、清朝八旗兵及家屬的聚居地等，後者指的是公共財產，如神廟、寺院及各縣大族在廣東（主要是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