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時髦”一詞，梁啟超感嘆了一聲，點了點頭。

對於中國知識界追求時髦產生的惡果，梁啟超可以說是深有體會的。

中國的知識分子自晚清以來，在“救國圖強”這個大目標下，一直被西方牽著鼻子在走，被西方的資本主義打敗之後，一窩蜂似地高呼要學習西方的資本主義；當發現西方人自己在反思資本主義的弊端而興起社惠主義時，又一窩蜂似地高呼著要學習社惠主義，趁機“駕乎歐美之上”。

之所以如此，其實正是中了西方“社會進化論”以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毒的表現。自嚴復“天演論”啟蒙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就一直在追求一種虛無縹滅的“社會終極進化目標”，這個目標，曾極短暫地是“資本主義”；很快就變成了“社惠主義”；後來終於成了“共有主義”。

在1918年以前，在總數約260中的報刊中，發表社惠主義內容的報刊，只有近30種；而在1918年至1920年間，共計約280種報刊中，發表社惠主義內容的報刊，已達到約220種。這些報刊，既包括保守的改良派報刊，也包括激進的青年黨報刊，自然也包含總量極少的共有主義報刊。總體說來，在1918至1920年間，幾乎中國的所有政治派別的知識分子，都在談社惠主義。這種趨勢的影響下，連臭名昭著的北洋“安福系”御用文人們，也不得不開始談社惠主義，以免落後於時代！

“這回歐洲大戰後的結果，社惠主義的潮流，真有萬馬奔騰之勢，睡在鼓裡的國人便也忽然醒覺，睡眼惺鬆的不能不跟著一路走。現在社惠主義的一句話，在中國卻算是最時髦的名詞了。”黃興不無苦澀之意的說道。

“社惠主義學說，其屬於改良主義者，吾固絕對錶同情；其關於革命主義，則吾亦未始不讚美之，而謂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數百年之後。”梁啟超說著，從衣袋內取出了一張信紙，遞給了蔡鍔，“這是我和東蓀、百里及君勱集思廣益，廣徵博議，匯總出來的一點心得，名為‘公定之趨向”共計十六條，松坡和克強不妨看一看。”

蔡鍔接過信紙，和黃興一起看了起來。

“第一條：人類之福利，當以群性與個性互相助長，務使群效能保持平等，使個效能得充分自由。”

“第二條：中國之不振，由於制度不良，制度不良由於思想不良，故非先思想革命不能顛覆制度。”

“第三條：政治改造，首在打破舊式代議制度，故國民須有組織之自由權。”

“第四條：經濟改造，在於既不抹殺智慧之高下，也不致有生計***之現象。”

“第五條：世界改造，在於打破國家最高主權之論，使各國人自覺為人類一分子。”

“第六條：軍事上取消極自衛主義，且為適合世界新潮，應取兵民合一制度。”

“第七條：國家之組織，全以地方為基礎，中央許可權當減至必要範圍為止。”

“第八條：地方自治，應由各地方自動制定根本法以守之。”

“第九條：國民的結合，應實行地方和職業同時並舉。”

“第十條：社會之生計，應對於土地及其他生產機關力求實行分配平均之法。”

“第十一條：生產之事業，應於分配平均之際力求增加之。”；

“第十二條：教育普及為一切民治之本，故應於地方根本法中規定強迫教育。”

“第十三條：勞動神聖，為世界不可磨滅之公理，故國民有勞動之義務。”

“第十四條：思想統一，為文明停頓之徵兆，故對於世界有力之學說皆應採取無限制輸入主義，待國人採擇。”

“第十五條：淺薄籠統的文化輸入，實為國民進步之障礙，故對於所注重之學說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