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世固然為他的筆誤，橫遭慘禍，其實對統治者來說，這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藉口，而根本問題，在於他一定要寫出南明史的這一份真實，為康熙之忌，才付出代價的。

“昔者宋之亡也，區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逾時而又已滅亡，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曆之帝兩粵、帝滇黔，地方數千裡，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

“至於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澌盡，而文獻無徵，凋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效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之情狀，無以示於後世，豈不可嘆也哉？終明之世，三百年無史，金匱石室之藏，恐終淪散放失，而世所流佈諸書，缺略不詳，譭譽失實。嗟乎！世無子長、孟堅，不可聊且命筆，鄙人無狀，竊有志焉。”（戴《與餘生書》）

文人遭遇皇帝（6）

所以，從屈原起，中國文人最讓統治者頭疼的一點，就是他們堅持筆下的真實。戴名世之值得尊敬，也就是他要把那一段被湮沒的，被改寫的，被當局有意忘卻的歷史真實，無論如何也要寫出來的勇氣和骨氣，不屈不撓，齎志以赴，知道沒有什麼好果子吃，文人的誠實，文人的理性，文人的使命，文人薪火相傳的歷史責任感，也使他不能住手停下。

我認為，作為一箇中國文人，最起碼的一條寫作準則，就是要給歷史留下來真實。可以不寫不說，但不可以瞎寫瞎說，尤其不可以為了迎合什麼而顛倒黑白，而枉顧是非，那就是缺了大德了。那些為康雍乾唱讚美詩的史學家、文學家，實在是令人為之齒冷的。

在安徽桐城戴名世祖屋後邊，那口至今猶在的池塘，當時為避禍及，其族人先行跳水自溺而亡者，將近百十來口，其中以婦孺眷屬為多。據說這口池塘，時聞冤魂夜哭，到了颳風下雨的天氣，常見幢幢鬼影，時有陣陣陰風。

看起來，文人遭遇皇帝也罷，或者皇帝有意識地遭遇文人也罷，說了歸齊，雙方矛盾的癥結，就在於真實二字。一個要說出寫出這個真實，一個不要你，不讓你，不准你說出寫出這個真實。於是，患有意識形態恐懼症的統治者，只有訴諸於文字獄的辦法，來收緊文人的骨頭。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這便是中國文人永遠擺脫不掉的噩夢。

劉項原來不讀書（1）

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皇帝，為秦代的嬴政，他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批次化地集中屠殺文人的皇帝。

據說，毛主席在一次會議的談話裡，提到這件事，他認為秦始皇殺得並不多，或不夠多。然而，秦始皇萬萬沒有想到，他如此大規模、大範圍，幾近斬草除根地收拾讓他覺得放心不下的文人，以為從此可以高枕無憂，子孫萬代坐穩皇帝的位子；從此可以放下心來，再無文人跳出來犯上作亂。哪曉得，事與願違，秦到二世即亡。而亡秦者偏偏不是文人，而是不讀書的劉邦和項羽。

後代人議論起秦始皇來，第一個話題，就是他的暴政，他的焚書坑儒，多半想不到他作為千古一帝的輝煌業績。其實，焚書，是始皇帝三十三年的事；坑儒，是始皇帝三十五年的事。將六百四十名儒生坑於咸陽，是嬴政下令乾的，因為他發現自己上當受騙，氣急敗壞，便對知識分子大開殺戒。但焚書，卻是李斯給他出的主意，若要分清罪責，至少在焚書這件事上，秦始皇夠不上主謀。

1933年，魯迅先生於《申報？自由談》上，寫過一篇《華德焚書異同論》。因為當時，德國的希特勒上臺執政，實行法西斯文化專制政策，納粹分子焚燒書籍，禁止所謂“非德意志”（即不符合納粹思想）的書籍出版和流通，弄得柏林、萊比錫等城市烏煙瘴氣，一塌糊塗。至今在柏林的洪堡大學的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