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辯護律師嘲笑了這個假設，但我覺得他錯了。要知道，我認識很多年輕人，這些感情上的事會讓他們特別難過，尤其是馬丁·懷爾德這類人——憂鬱而神經質。而現在的女人們往往能承受這種場景，而且事後會覺得好很多。她們會用全部的聰明才智應付這種事，就像是有個安全閥門在穩定自己的神經。但我能明白馬丁·懷爾德是在頭昏腦漲、有氣無力、痛苦難過的情況下離開的，因此完全沒想起他靠在牆上的槍。」

他沉默了幾分鐘，接著說道：

「這不重要。因為接下來的事再清楚不過了，非常不幸。聽見槍聲的時候正好是六點二十分。所有的僕人都聽見了，廚師、幫廚女工、管家、女僕，還有巴納比夫人自己的女僕。他們跑進音樂室，看到她躺在椅子扶手旁邊，縮成一團。因為是緊貼著她的後腦勺開的槍，所以子彈沒機會散開，至少有兩顆子彈射入了大腦。」

他再次停了下來，奎因先生隨意地問道：

「我猜，僕人們做證了吧？」

薩特思韋特先生點點頭。

「是的。管家比其他人早一兩秒鐘到達那兒，但他們的證詞幾乎完全一樣。」

「所以他們都做證了，」奎因先生思忖道，「沒有例外？」

「這會兒我想起來了，」薩特思韋特先生說，「那個貼身女僕僅僅是在審訊的時候被傳召過。她後來去了加拿大。」

「我明白了。」奎因先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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