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化路線，但就像另一位青年作家邱華棟奮力推出的長篇《正午的供詞》一樣，事實證明，暢銷書也不是那麼好寫的。

繼上海女作家的火爆與熄滅後不久，北京強勢推出了一批男###作家，及時地填補了市場的空檔：張弛推出長篇《北京病人》，同時狗子和阿堅也分別出版小說和隨筆集，再加上老牌作家艾丹，形成了一股“北京作家的力量”。但這股力量終究過於單薄，所以很快就被外界淹沒了。

淹沒他們的並不是出現了好作品，而是年末的幾個文學大獎。首先是大洋彼岸諾貝爾獎的意外評出，頓時引起了國內外巨大的震驚和爭論，眾說不一。隨後國內又重磅推出了沉寂多年的“茅盾文學獎”。其獲獎的三部作品：王安憶的《長恨歌》是一部堪稱完美但毫無新意的現實主義典範；《茶人三部曲》除了《南方有嘉木》稍有反響，整體幾乎很難讓人有所評說；而全體評委全票透過的《塵埃落定》則無疑爆了冷門，成為2000年最受關注的一部真正的實力型作品。

但事實上，很多人卻忽略或者漠視了一個問題，從本質上來看，《塵埃落定》其實是一部典型的英雄主義的新派武俠小說，在小說的前後50頁裡，這種傾向還不是太明顯，但小說中間的300頁，也就是小說的主幹部分，則可斷定是精彩的新武俠小說無疑。我們甚至可以拿它與金庸的小說做比較，從中可以發現很多驚人的相似之處。不過，阿來令人驚歎的文學貢獻其實並不是小說本身，而是其驚人的語言天才。《塵埃落定》精湛的文字語言堪稱近年來文學創作中的###。可惜的是，它的核心是一個武俠小說的變本，當然我不是說武俠小說就不是純文學，但二者畢竟還是有區別的。這就像金庸曾反覆強調“文學是寫人###的”，他說這話是想說明他的小說價值在於對人###的描寫，但是他忘記了很重要的一點：所有的通俗文學也都是寫人###的。而純文學之所以為文學，是在於它透過寫人###而揭示了更深層次的東西，這才是文學真正的使命所在。很可惜的是，《塵埃落定》並沒有做到，由於欠缺了重要的精神內涵，整部小說就是通俗文學和純文學7：3的結合品。我這麼說可能有點冒天下之大不韙，但究竟事實如何，相信我們會在阿來近期或以後的創作中看到。

另外就是在上海評出的“90年代10部最有影響的作品”，針對評選的結果，青年評論家謝有順說：“敵視和虛化日常生活，遠離自己每天置身其中的生存現場，在一種假想中完成自我感動，這是10部入選作品最突出的特點……這其實是80年代文學的剩餘想象強加給90年代的結果。”他的話雖然不太中聽，但還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的尖銳在於指出了現在文學界不止是作家和作品的侷限，還有評論界的眼光侷限。要評出新時期能代表新的時代精神的作品，就必須湧現出新時代的思想家、評論家。而現在，“大多數評論家在90年代的生存現實和文學現實面前是失語的，缺席的，許多作家也不知道該怎麼面對它，表達它。”（謝有順）

期刊界另一引人矚目的事件是《收穫》在2000年第四期悄然推出王安憶的新作《富萍》，但這部長篇不禁讓我們感嘆，現實主義在王安憶手中已經玩到了極致，但也通向了死亡。《富萍》宣告了建國後最重要的一位女作家王安憶的創作巔峰已經過去，並且將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後才能再掀高峰。

在上海《收穫》回到經典路線的同時，北京的《人民文學》、《當代》、《十月》、雲南的《大家》，湖南的《芙蓉》等各大文學刊物卻都在紛紛推陳出新。其中猶以《芙蓉》的“重塑七十年代後”聲勢浩大。但遺憾的是，好的作家和作品不是策劃或塑造出來的，而是作者自己寫出來的。所以“七十年代後”仍然只是塑出了幾張年輕的面孔，真正有力量和水準的作品仍然罕見。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