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自居！

改革開放三十年，又是一次西學東漸，中國人景仰地看著西方文化滲透進來，文學、藝術、資金、管理，並且全盤接受；只是吃的時候有點難受，太不合胃口，比如麥肯錫在中國的戰略諮詢少有成功的，因為他們的案例庫裡沒有中國企業的案例。

我讀外國書讀的很少，基本都是看文摘，看中國的專家引用。我的孩子在北大念法律，看外國法律思想著作，經常跟我說，這外國人寫東西簡直是車軸話，翻來覆去說一個意思，讀了半本了，其實就表達了一個意思。比如，中國哲學思想自古以來就是辯證的，但在西方，形而上是西方哲學的痼疾。所以古典哲學和法律思想的著作，對於形而上與辯證，既要破，又要立，論述起來非常的費勁，中國人看了，就認為這簡單的誰都懂的道理，這外國人說來說去的，都把人說糊塗了。我竊以為中國人有五千年文化薰陶，是最聰明的；而這個聰明，又被妖魔化為“窩裡鬥”、不團結、以及自作聰明，但是在歐洲，“決鬥精神”與“會耍陰謀”一向是兩項傳統的美德，並且是貴族品質的美德。“西人”的互相傾軋與明爭暗鬥的傳統可不比中國差。我不認為一個有上進心的民族會沒有嫉妒心，傾軋與人事鬥爭是全人類的本性，絕不僅只中國人獨有。

一場勝仗能夠掀起一場暴風雨，宗慶後的勝利讓中國人民從此知道，面對競爭，我們最缺乏的是理性與自信。

在全球化的合作與競爭中，把跨國公司看成平等的對手，是中國企業國際化水平提高的標誌。而市場經濟與法治社會，就是在這種國際化、平等競爭的經驗積累中形成的。在企業家與決策者的嘗試與不斷學習中，中國建立起符合中國國情的企業治理結構與市場競爭、調控結構；在企業家與律師的嘗試與不斷學習中，中國將建立起法治化的市場。

相反，“舶來”與“引進”永遠不是進步的源動力。

例如，宗慶後與達能合資，希望引進新技術。多年來，我們很多人總是把自己技術進步的希望寄託在外國人身上。自己技術落後，搞研發、消化技術又辛苦又費錢，眼前看不到效果，不如引進外資、拿來技術；用最小代價獲得最大收入。但後來我們才明白，我們可以買產品，買專利，買圖紙，買裝置，但永遠不可能買到這些凝結在產品和專利上的技術能力，因為能力來源於組織內部的學習、實踐和積累，學習是不可能由別人代替的。

又以法治實踐為例：宗慶後特別頭痛於一個問題：宗慶後有“競業禁止”義務，而合資合同中卻沒有規定達能董事的競業禁止義務。這個問題困擾了宗慶後很長一段時間。其實這個問題上我國很早就開始了司法實踐。早在1999年，江蘇高院、北京高院，廣東高院等都先後出臺了對舊《公司法》明確的指導意見，解決公司董事競業禁止的問題；在新《公司法》出臺後，“宗慶後”困局已經得到了根本的解決。新公司法明確規定了企業高階管理人員的競業禁止義務，並就其職業操守及法律責任、救濟程式做出了規定。宗慶後卻不知道，只能乾著急；他們諮詢的律師也沒有給到他們有效的幫助。

法學界的專家們從英美法系、大陸法系，舶來大量的、成體系的法律、法規。2005年以後，立法突飛猛進，每天都有新法規，但是這樣快速的立法行為卻似乎仍舊不夠用。與此同時呢，這些舶來的法律在全國幾千個法院、十萬名律師中的運用情況，也差強人意——法規太多了，大家都來不及學習。這個現象說明我們缺少法律行業內的八級工。

各行各業都是如此：經驗的積累需要一個過程，我們需要時時留意經濟與社會活動中的每一個標誌性的、拐點性的事件，深入研究，獲得教益。

《生死之戰》之後記（1）

2007年到2008年，達能在中國遭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