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詡嘆息道：“昔年王符曾寫下《勸將》、《救邊》、《邊議》、《實邊》等篇文字，對羌亂和事羌問題發表議論，言語確鑿，可惜不被當朝權貴採納。

王符說，羌虜背叛，始自涼、並，延及司隸，東禍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跡，週迴千里，野無孑遺，寇鈔禍害，晝夜不止，百姓滅沒，日月焦盡。

可惜當朝執政者對如此嚴重問題，不僅貪生怕死，缺乏良策，而且趁火打劫，發民難之財。守邊的將帥皆怯劣軟弱，不敢討擊，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便身利己。州郡的官吏，趁機生事，搜尋剽奪，使得百姓苦痛遭殃，甚於逢虜。朝廷的權臣，不明邊事，當官享祿而抱觀望態度。甚至有人提出‘不當動兵’、‘邊不可守’之議，主張邊民內遷，棄地苟安。

王符對此深感不安，主張積極事邊。他批駁了‘捐棄涼州，卻保三輔’、‘不當救助，且待天時’、‘費煩不可’等謬論，強調事邊的重要性，認為“無邊亡國”，一定要及時救邊，不能算小賬而不顧大計，今但知愛見薄之錢穀，而不知未見之待民先也；知徭役之難動，而不知中國之待邊寧也。邊民懷本土，民心思安寧，存在安邊之有利條件，故謂戰守之策，不可不早定。”

呂布向賈詡討得王符寫的《勸將》、《救邊》、《邊議》、《實邊》等四篇文章，看罷不禁嘆息道：“如此大才，可惜不為朝廷所用！”王符已經死去三十年了，呂布現在只能扼腕嘆息。

呂布讀完王符的文章，豁然開朗，他明白了羌亂的根本原因。

本來跟兵急馬快、劫掠成性的北方異族相比，頗習耕種的羌人要溫和得多，而且長期與中原漢民族同生共長。事實上，同樣來自西方的周朝貴族，就長期與羌人通婚，所有周朝分封的姜姓、呂姓、申姓、許姓等的諸侯國，都是羌人的後裔，但就是這樣的一個堪稱中原漢族的親家的民族，卻在東漢時期，發起了此起彼伏，幾乎聯絡不斷的叛亂，給東漢朝廷帶來了無比沉痛的打擊，歸根結底有兩點原因。

第一是，世家統治導致的文化獨裁道德淪喪，產生了全民性的貪婪、無恥和殘忍，朝廷上的世家官僚昏聵無能素餐尸位，邊境的官吏武將貪得無厭，肆意欺壓羌人，欺壓得沒有道德底線。

第二是，土地問題，這個問題也是由第一個問題產生的，因為世家大族掌握了絕大多數的土地、糧食還不繳納田賦，朝廷沒有足夠的糧食供給邊鎮的需求，只能推行屯田政策，不僅是軍隊在此屯墾，而且還大量的遷徙內地的居民、囚犯到羌地屯田生產，因為邊境武將的貪婪短視，擠佔了羌人已開墾的成熟農田，迫使羌人到更加荒僻的地方去重開新田，甚至無田可種，導致羌人不僅財產遭到侵佔，而且生活也面臨威脅，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羌人才組織起來，發動了接連不斷的起義。

呂布嘆息道：“朝廷為什麼非要到羌邊屯田呢？”

賈詡冷笑道：“通常來說，每一次改朝換代，都要伴隨著大量的人口損失和土地的荒廢，這些荒廢的土地，就成為新王朝迅速崛起的資本，但本朝不是這樣的。

雖然本朝的建立也經歷了連年的征戰，也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損失，但是損失的主要是那些沒有土地的或者只有少量土地的普通百姓，他們的死亡並能帶來土地的荒廢，相反卻只能造成土地的進一步兼併集中，那些土地迅速被那些跟隨光武皇帝奪得天下的世家豪強牢牢地掌握著。

本朝開國時，對北方的匈奴實行招撫政策，沒有在河套屯田，而中原大地與江南，早已牢牢的掌握在各個世家大族手中，就更沒指望了。剩下的就只有，剛剛歸附不久的西南地區了。相對於北方草原的異族來說，耕種多過騎射的羌人，在軍事上是個軟柿子。所以朝廷才到羌邊屯田，但這樣一來就產生了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