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的第一個意外不屬於以上的任何一種，那是一件愉快的小事，不值一提。

第二個意外：四個人魚貫地進到屋子裡，用捷克語向穿便衣的看守問好，——又向我問好，然後坐在桌子後邊，攤開公文紙，抽起香菸來，態度完全怡然自得，好像他們就是這裡的官吏似的。可是我明明認得他們，至少認得其中的三個人，他們為蓋世太保服務嗎？不可能。或許是的，他們真的在這裡服務。這明明是Ｒ．，早先是黨和工會的書記，雖然他性情有些粗暴，但為人厚道——不，這不可能。這是安卡·維科娃，儘管頭髮斑白，但仍不失為一個端莊美麗、堅強不屈的戰士——不，這不可能。而那個瓦舍克，曾在捷克北部一個礦井裡當過泥瓦匠，後來就任那個地區的區委書記，我哪能不認識他呢？我們在北方一同參加過那樣多的戰鬥。蓋世太保能使他屈服？不，不可能。但是他們為什麼在這裡呢？

他們在這裡幹什麼呢？

我在這些問題上還沒找到答案，新的問題又發生了。他們帶進來米列克、葉林涅剋夫婦和弗裡德夫婦。是啊，我知道這些人，不幸得很，他們是同我一道被捕的。但是為什麼藝術史家巴維爾·克羅巴切克也在這裡呢？這個人曾幫助米列克在知識分子中間做些工作。除了我和米列克又有誰知道他呢？為什麼那個被打腫了臉的細長個子的青年人，向我示意我們互不相識呢？我倒真的不認得他。這到底是誰呢？什基赫？什基赫醫生嗎？茲登涅克？唉，上帝，這麼說，一大批醫生也遭了殃。除了我和米列克，有誰知道他們呢？為什麼在牢房審訊我時問起了捷克知識分子呢？他們怎麼會發現我的工作同知識分子的工作有關係呢？除了我和米列克以外有誰知道呢？

答案不難找到，然而這個回答卻是嚴重的、殘酷的：米列克叛變了，米列克招供了。最初我還抱著一線希望，也許他還沒有全部供出來，等他們把另一批囚犯帶上樓來時，我看見了：弗拉迪斯拉夫·萬楚拉，費伯爾教授和他的兒子，被打得變了樣、叫人難以認出的貝德日赫·瓦茨拉維克，鮑日娜·布林帕諾娃，英德日赫·啊爾勃爾，雕塑家德伏沙克，凡是參加過或應邀參加捷克知識分子民族革命委員會的人都在這兒了。米列克把知識分子的工作全部供出來了。

我在佩切克宮的最初幾天是難熬的。但這件事卻是我在這裡受到的最沉重的打擊。我期待的是死而不是叛變。無論我怎樣想寬大地評判，無論我怎樣尋找可以原諒的各種情況，無論我怎樣想他不至於出賣，我都找不出別的說法，這就是叛變。瞬息間的動搖也罷，怯懦也罷，或者是被折磨得要死以致處在昏迷和狂亂中尋求解脫也罷，這一切都不能使人饒耍現在我才明白，為什麼蓋世太保在第一個晚上就知道了我的名字。現在我才明白，為什麼安妮奇卡·伊拉斯科娃也到這裡來了，原來我曾在她那兒同米列克碰過幾次頭。現在我才明白，為什麼這裡會有克羅巴切克，會有什基赫醫生。

從那以後，我幾乎每天都得來〃四○○號〃，每天都會了解到一些新的情況。——一些可悲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況。

哼，這個人，這個曾經有骨氣的人，在西班牙前線冒過槍林彈雨，在法國集中營的嚴酷考驗中沒有屈服過，現在卻在蓋世太保的皮鞭下嚇得面無人色，為苟且偷生而出賣別人。他的勇氣是那樣的差，只是為了少挨幾鞭子。他的信仰也同樣不堅定。在集體裡，在志同道合的人中間，他曾是堅強的。他之所以堅強，是因為他想著他們。現在，當他被孤立，被敵人包圍，在拷問下他就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力量。他失去了一切，因為他開始只想自己了。為保住自己的軀殼，他不惜犧牲朋友。他屈從於怯懦，由於怯懦而叛變了。

當他們在他身上搜到檔案時，他沒有暗下決心：寧死也不譯出密碼。他譯了。他供出了一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