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朋友吳康推薦胡適作一次有關“儒學與卜朗吟哲學”的講演，於是，胡適第二次來到小城波士頓。講演順利結束，胡適自己也很滿意，畢竟“以數日之力寫演說稿成”。事完，胡適當年在澄衷的朋友竺可楨在哈佛的紅龍樓請胡適等吃飯，一共七人，“暢談極歡”。席中，數胡適和哈佛的鄭萊話多，“餘人不如餘二人滔滔不休也”。他們“滔滔”了些什麼？其中一個問題胡適記之甚詳：

輿論家（“Journalist　or　Publicist”）之重要。吾與鄭君各抒所謂“意中之輿論家”。吾二人意見相合之處甚多，大旨如下：

輿論家：

（一） 須能文，須有能抒情又能動人之筆力。

（二） 須深知吾國史事時勢。

（三） 須深知世界史事時勢。至少須知何處可以得此種知識，須能用參考書。

（四） 須具遠識。

（五） 須具公心，不以私見奪真理。

（六） 須具決心毅力，不為利害所移。

以此返觀，胡適自己就是這樣一個輿論家（今或稱“政論家”或“時論家”，而當時梁啟超則謂為“言論家”），除了“能抒情又能動人之筆力”稍遜外，上面那幾條，胡適大體不缺。在北美時，胡適就顯露做輿論家的氣象和偏好，迨至回國，從《努力》週報到《新月》到《獨立評論》，逶迤了胡適大半生。除了學術外，他對公共生活的關注，主要就是透過辦這種時論性的刊物和寫這種時論性的文稿而體現。本來，《新月》至少不是時論性的，它以文學為主，亦兼文化。但在胡適手上，這份雜誌最終政論化了。胡適的這種習慣一直保持到晚年，國民黨潰敗臺灣，臺灣的《自由中國》就是一份和國民黨並不同道的政論雜誌。胡適雖不以撰稿為主，但他先是這刊物的發行人，後來又是這雜誌的幕後支援（主要是精神支援）。胡適的一生，不管怎麼書寫，都抹不掉他作為輿論家而且是優秀輿論家的一面。

年輕時的胡適最佩服的輿論家當推梁啟超，他自己和梁的不同在於，梁自謂是“筆鋒常帶情感”，能抒情，筆力亦能動人。胡適不然，他是文人，但筆鋒基本沒有文人氣。他的時論雖然感染力不足，但卻以“清明的理性”見長。而我們知道，感情有時是不負責任的，它只顧筆墨痛快。這樣的毛病胡適一向沒有。此正謂長處即短處，選擇即代價。

元月23日，胡適離開波士頓回紐約，在哥倫比亞大學，哥大的朋友告訴他，此間有多人反對胡適發表在《留美學生年報》上的《非留學篇》，胡適回答頗能見出他日後做輿論的態度：“餘作文字不畏人反對，惟畏做不關痛養（當為‘癢’）之文字，人閱之與未閱之前同一無影響，則真覆瓿之文字矣。今日作文字，須言之有物，至少亦須值得一駁，愈駁則真理愈出，吾惟恐人之不駁耳。”

是晚，胡適夜宿哥倫比亞大學宿舍，聽哥大朋友與之夜話其革命經歷也。

二十七　“論革命”（1）

某日，《紐約時報》載有這樣一條來自國內的訊息。汪精衛、蔡孓明、章行嚴三人與孫中山定了個“愛國協約”，約與袁世凱政府和平協商而勿起第三次革命。因“宋教仁案”而引發的二次革命，是孫中山不聽黃興等人“法律解決”的勸告，執意用“武裝”解決問題而進行的一次軍事起義。這次革命很快就失敗了，它的結果則是孫中山憤而放棄國民黨，轉而成立要黨眾對自己效忠的“中華革命黨”。

胡適看了這則報道鬆了一口氣：“果爾，則祖國政局可以和平了結，真莫大之福，吾翹企祝諸公之成功矣！”，　胡適對二次革命沒有評價，但評價已自在其中。或者說，不管二次革命、還是三次革命，胡適對革命的態度已經比較瞭然。以和平的方式解決政治問題，胡適視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