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因為這座精美的戲臺。會館並不是山西商人主要的活動場所，這裡只是他們聽戲、聊天、聯絡鄉情的地方。著名學者餘秋雨在講到這件事時說：蘇州也算富庶繁華的了，沒想到山西人輕輕鬆鬆來蓋了個會館就把風光佔盡，要找一個南方戲曲演出的最佳舞臺作為文物永久儲存，找來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個臨時俱樂部裡找到了。會館不論如何精美都只是當時的山西人偶爾盤徊稍稍放鬆一下的地方，他們居家過日子的地方又是什麼樣子的呢？

在山西平遙民居，這樣的院子在很多山西縣城中幾乎隨處可見，而昔日這些院子的主人即使在縣城中都不是什麼有名的人物，正是這種普通更加襯托出一種氣度，當高聳的屋脊、厚實的院牆密密匝匝地擠成一片時，這樣的規模就匯成一個再明顯不過的象徵—富裕。當大多數中國普通百姓還居住在土坯壘成的房舍裡的時候，山西人已經把自己的生存環境提升到一個令後世數十年後的人們都羨慕的境界。1822年，當時中國最著名的文化思想家龔自診為了緩解內地日益嚴重的人口壓力、穩固邊疆的政局曾向皇帝建議，將內地的人口大量向西北地區遷移，但龔自診認為這個政策不適用於兩個地方：一是江浙，因為這裡的居民太柔弱，經不起西北的風沙；另一個地方就是山西，因為這個地方太富裕了，沒有人願意去西北吃苦。在談到山西的富庶時，龔自診用了這樣一個詞—海內最富。海內最富的標誌體現在這幾個方面：第一、固定資產。在固定資產方面實力強盛，像著名的喬家、渠家、王家、冀家等等各有固定資產三五百萬、六七百萬、甚至上千萬兩白銀，由此足見其富。第二、他們的流動資金豐厚，也各有上千萬兩白銀。第三、從山西城鎮經濟發展中尤其是晉中一帶一個縣城的發展市肆繁華不下江南，誠如美國學者所談的，太谷是中國的華爾街，諸多的票號、商號，這在過去也是比較少見的。咸豐三年（1953年），廣西道的監察御史叫章嗣衡，他在上奏的皇帝書中說：山西太谷之孫姓富約兩千萬、曹姓、賈姓各四五百萬、平遙之侯姓、介休之張姓富各三四百萬、榆次之許姓、王姓聚族而居，計各家有資本各千萬，介休百萬之家以十計，祁縣百萬之家以數十計。僅僅把以上奏摺中提到的山西人的家產做一個簡單的加法，數量就超過了一億兩白銀，這還僅僅是一個清朝官員親眼所見的數量，如果把整個山西富戶的全部家產做一個詳盡的統計，那得出的數字幾乎不可想象。這個數量甚至比當時國庫存銀還要多。這麼多有錢人，在一段時間裡，集中出現在一個地方，這種現象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並不多見。那麼山西人是怎麼樣積累起如此龐大、數量驚人的財富呢？

這牽扯到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西北是一個非常遙遠的地方，氣候也非常寒冷，儘管清朝統治者來自於東北，但是對西北還很陌生，生態也不一樣，在這種情況下，清軍的後勤供應非常困難，所以他們有一個非常聰明的政策，就是那些戍邊將士們所有的用度透過一定的商業運作方式來解決，你如果能夠解決的話，我們朝廷給你們另外一種許諾，比如賣鹽的許諾，在這種情況下，山西正是首當其衝，它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們中原統治的中心，比如像北京還有其它地方一直到西北邊疆區的大通道，山西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門戶。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山西票號跟清朝政府發生了比較大的緊密關係，它代替政府收解銀兩、匯兌，而且它吸收了很多王公貴族大筆的存款。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比較顯著的應該票號方面、金融方面。因為金融的發展是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階段性的標誌，正是因為這樣，它才有了信譽，有了這種信用以後，商業的規模才能擴大，商業程序的範圍才能更加廣闊，而這一點是從晉商開始的。一雙雙輕巧、靈活的手將這些綠色的嫩芽從枝頭採摘下來，這些嫩芽經過加工之後將變成世界上最受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