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幾倍的代價，因而年年要支付大量經費。為此，朝廷就不得不向百姓轉嫁漕賦，而如此一來，官員便往往以此為藉口橫徵暴斂，定額一石，常實徵三至四石，有時甚至高達七至八石。另外，維持漕運的損失過大：一是為修治運河通道要支付巨大的河工費，二是為維持運道水量不多不少，時常給沿運河一帶造成嚴重的水旱災害，三是為挽救運漕糧要修造數千只漕船，要支付運丁的鉅額補助銀兩，四是各處各級官吏借漕糧的徵收兌運而中飽私囊。以上種種開支最後都轉移到百姓稅戶的身上。總之，如果仍維持目前的漕運制度就是極大浪費，害多利少。再不整治，早晚必成朝廷一大錮疾。

另外，綱鹽制使得鹽商壟斷鹽課，造成鹽價不斷上漲，百姓的負擔加重，結果官鹽滯積，私鹽活躍，以致朝廷的鹽課收入日益減少，形成“上、下交病”的局面，如今鹽商更是上下其手，不僅意圖以鹽迫官，竟還敢聯合起來與朝廷對抗，“是可忍孰不可忍”，若是再縱容下去，必然使得朝廷威望大降。所以，應當立行票鹽法而廢綱鹽法。

而對於河務，郭琇也認為是一個貪汙淵藪。他指出，雖然前有勒輔，後有于成龍、陳潢等人忠於職守，可是，河務官員依然有不少人從工程和料價上下手，用虛報工程數量，增加河工料價等方法進行貪汙。使得朝廷每年都必須撥出大量經費治河。可是，由於河員貪汙中飽，長此以往，只會造成花費浩大，水害反而愈烈，病民也愈甚的結果。最後，他直接對康熙指出：“黃河無事，歲修數百萬，有事塞決千百萬，無一歲不虞河患，無一歲不籌河費，此前代所無也”（清末魏源語）。

除此之外，郭琇在向康熙遞上了自己的奏摺的同時，也把于成龍、陳潢、彭學仁、封志仁四人聯名的一份奏摺也上呈給了康熙。于成龍、陳潢等人的這份奏摺以勒輔曾經說過的一句指責某些漕運官員“只顧治運，不顧治黃”的話開頭，指出若想徹底治理好河務，必須“將河道運道一體，徹首尾而合治之……”。奏摺上指出，運河時常堵塞是因為與黃河相聯，泥沙淤積，以及黃河的河道變遷。而往常治河，大多是隻注意漕船需要經過的地方，若是其它地方決口，就很少關注。如此以往，只會黃河河水持續氾濫或者再次改道，運河也最終難以保全。……所以，如果想徹底解決河務問題，就得暫時斷絕漕運，先把一切整好再說！

……

這兩份奏摺幾乎就是一套組合拳，打得不少文武官員都是暈乎乎的。同時，也改變了整個事情的性質。雖然滿朝文武在綱鹽法和票鹽法兩種鹽法之間的爭執已經是在爭的一個廢除與否的問題，可是，漕運方面卻不一樣，他們只是爭的一個暫不暫停的問題。而如果按照郭琇、于成龍等人的奏摺，就是說為了治好黃河就一定要先行停止漕運，那得等多少年？那跟廢除漕運又有什麼不同？

於是，馬蜂窩終於捅開了。

然而，當很多朝臣準備好跟郭琇一夥在朝堂上打一場口水戰之後，他們卻又找不到對手了。……郭琇自打把奏摺交給康熙之後，就告病不朝，躲到家裡“休養”去了。本來，這也是個好機會，郭琇可是個強勁的對手，說起話來十分誅心的那種人，他不在，更加有利於這些人發揮。可是，康熙卻藉口要照顧太皇太后孝莊，在這段時間內連續取消了乾清宮的好幾次朝會……

……

“皇上，現在朝廷上已經有些亂了，您難道還不打算讓他們靜下來？”

從宋葷提出海運開始，時間已經持續了一個多月，惹事的那些人不是不在京城，要麼就是躲起來自個兒“清淨”去了。可是，北京朝局的混亂形勢卻一直未見好轉，上書房四大臣也壓制不住，只能在一旁乾著急，順便對那幾個惹禍的傢伙“懷恨在心